黄剑辉：一位新供给学者的责任

作为“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黄剑辉精读历史与经济学，与伙伴们用新供给学为“十三五”规划思路献计献策，并提出中国崛起2049战略布局。

在刚过去的2014年末，“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在北京召开。如同冬日暖阳，这些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们，用新供给学理论为“十三五”规划思路献计献策，并建言“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论坛副秘书长黄剑辉阐述了中国崛起2049战略布局的三个阶段。

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消除制约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深层矛盾，打破抑制供给的瓶颈，提升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文化产业、生态环境产业等方面的有效供给能力，释放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并通过促进实体经济升级换代、促进就业、改善收入分配与生态环境，最终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标志的“中国梦”。

它对应的是300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需求端，尤其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学派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而这也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2年初，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等7名经济学家，出于创建中国自己的现代经济学的责任感，成立了“中国新供给研究小组”，之后随着白重恩、王庆、滕泰等更多有志学者的加入，这个跨部门、跨领域的新型现代研究平台型“智库”，日益彰显出影响力。

2049战略

当《英大金融》记者走进黄剑辉的办公室，迎面而来是一张硕大的世界地图。对着这张地图，黄剑辉开始了他的思考。“如果一带一路不光通往欧洲，还通向非洲，未来的格局会怎样？如果将中国2014~2049年的发展纳入以1567年为起点，横向为全球化背景，纵向为中国大跨度的历史时空，在这样的坐标下，会有怎样的规律？如果美联储加息，从战略上中国的货币政策又会怎样？如果……

这些“如果”的答案就在被誉为“新战国策”的2049战略里。2049战略对中国未来35年是这样描述的：2014~2020年，乘改革东风扬帆启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21~2030年，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跃中等收入陷阱；2031~2049年，持续强化软、硬实力，阔步重返世界之巅。

黄剑辉认为中国未来10~15年将进入“内生驱动，全球布局”的新战略机遇期。而其中对于“一带一路”的大国战略，他用地理、历史和经济三维角度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历史上的大国，都出自地球北纬20°到60°这个核心带，尤其在工业文明以后，全球化的背景，交通运输，地理位置对一个国家有重大的影响。美国、英国、法国、荷兰都是如此，它们凭借海洋联通世界而崛起。而中国的地理位置如同英文China的第一个字母 Ｃ，开口在东海和南海，因为历史原因，这个口被封锁住，呼吸不是很顺畅。因此，建议是“东顶西进，北稳南联”。东边顶住海上压力，西边大力发展丝绸之路，北边与俄罗斯保持稳定的关系，南边联合东盟。而‘一带一路’向西，未来潜力最大的市场不单是欧洲，更多的机会将会在非洲。中国的发展需要非洲的资源，而非洲也会成为中国商品和基建输出的市场。这样，中国发展的两个要素，资源和市场就有了保证。”

黄剑辉指着地图继续说：“‘一带一路’可以延伸，如果丝绸之路经德黑兰再修3000公里左右铁路，依托亚欧大陆桥，穿苏伊士运河连接开罗，就会到达非洲，与中国正在帮助非洲规划和修建四纵六横的铁路网相连通，非洲的地理困局就彻底破解，这将是未来一个伟大的举动。非洲的今天是中国的昨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美援助非洲的效果没有中国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发展阶段差异太大，欧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后消费时代，而中国刚从非洲和拉美的某个阶段走过来，会有比较适用于他们的技术和工业产品。这好比让一个博士去辅导高三的同学高考，可能就没有大一学生给他辅导有效果。”

而“一带一路”更高的意义在于开放。黄剑辉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汉唐思想和经济的开放，是成就盛世之景的关键。对于中国现在的开放，从产权合作入手也许是个很好的策略。黄剑辉清晰的产权改革思路是：构建各类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收益分配权四者履职法人主体“适当分离、协调配合”的新型管理机制。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模式，上世纪90年代，苏州和新加坡成立了联合管委会一起经营，产权是双方按股权共有，经营上协调配合，发展的很好。 而“一带一路”上的海西自贸区、南海的开发，产权改革的模式也可以拿来借鉴。

强国崛起元素

说到借鉴，黄剑辉的研究理念是在历史与经济之间找寻智慧。在熟读并研究了大量的中国史、世界史后，他用一个坐标找到了历史的回声。

这个坐标的纵轴是对中国近3000年来改革的历史思考：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变法”，是2000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它奠定了齐国的霸业。商鞅变法，是秦能够统一六国的根本原因，推动了土地改革、军爵制度、郡县制，并构建了中央集权制度。到了文景之治，本质是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行“无为而治”。盛唐的李世民治国，推行科举制；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对工商业实施宽松政策；使得城市经济空前繁荣。明清停滞，实行大陆孤立主义，封建专制；闭关锁国，致使城市化率下降。

坐标的横轴是对近500年来全球大国崛起及兴衰线索的梳理：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末，受益于文艺复兴，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成为影响世界的全球性帝国。17世纪，荷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政治权利的国家”，并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18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宣布《权利法案》，限制王权，扩大议会权力，奠定了君主立宪的基础。美国于1789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独立、统一国家的成文宪法，实行三权分立，并相互制约，成为20世纪至今的世界超级大国。

通过横纵坐标的精准定位，黄剑辉惊喜发现，强国的崛起都指向一个元素，即“改革开放，创新创造”，这也为新供给学构建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思路。在改革开放端，提供新制度供给，改善政府治理能力和质量，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创新创造端，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新产品和服务供给，并以强国富民为国家目标，改善人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需求。

家国情怀“狂人”

黄剑辉酷爱研究历史，他的办公室中央有一个硕大的书柜，里面塞满了《管子》《韩非子》《史记》《中国经典经济学》《世界经济史》等书。与书为伴的是他在办公室孤独的灯影。黄剑辉自嘲是个“工作狂人”，白天工作开会，晚上学习研究，通常通宵看一摞书，快速地看，提炼观点，思考逻辑。这样的狂人节奏至今已经保持了十几年。

究其对研究痴狂的原因，黄剑辉讲述了对他影响深刻的两件事。一件事是10多年前的两次出国学习的经历。1999年他去日本，参加日本兴业银行一个国际研讨会，第一次深刻领略了国际化金融氛围和现代化银行运作的规范，并在会议间充分感受日本人超级严谨的工作氛围。2004年他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交流学习，在芝加哥安大略湖，他观察到，靠着湖边有很多黑色的塑料袋，人们把它弄成孔以后，去滴灌每一棵树。这让他非常震惊！美国淡水资源丰富，却对水的利用如此精细。从这些细节，黄剑辉深深的感悟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差距的弥补需要一代代人不懈的努力。

还有一件事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剑辉去山东威海调研，参观了甲午海战纪念馆，当时看过甲午海战记录片后，他痛心疾首，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诺大一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却被日本人搞到这么落魄的一个地步。我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使命感，绝对不能让这种悲剧在中国下一代重演，我不断地思考战略问题，希望中国这些有家国情怀的有识之士，能弘扬士大夫精神，为国出力，哪怕自己累一点，也值得！”

正是这样的家国情怀，让黄剑辉成为了工作狂人，更成为一个不但会提出问题，还要能解决问题的经济学家。向国家建言可行性的报告，做脚底板下的学问，成了他的行动指南。他在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为推动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和对非洲地区国际战略规划，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中国新供给学的研究和推进，并为力求将其发展成为“新版国家经济学说”而努力。他还推动成立了华夏经济学基金会，打造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让中国有影响力的经济学人为中华崛起提供更多更好的智慧而奋勉。

汇改需要大智慧

金融乃万业之王，黄剑辉对国家金融战略有其深刻的见解：“看2015年中国的金融战略，就要看清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总体上2015年宏观货币政策，中国与美国要反向操作，货币M2的增速要最好在GDP+CPI的基础上，上浮3到5个点。”预期美联储会在2015年中期加息，美元升值，而中国要保持偏松的流动性。这样，一方面对冲热钱回流到美国的风险，同时国内资本市场也会受益，财富效应出现后，会带动消费。另一方面，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用相对宽松的资金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制造业的中高端，科技创新、大消费这些聪明的投资。

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黄剑辉认为要有大智慧。这个话题要从2004年，他去美联储参观印钞厂的经历说起。在纽约地下100米，站在高处的玻璃板往下看，美元印钞机在轰鸣转动，一刻不停。走上地面，还会给参观者销售一种用美元纸屑做成的纪念品，稍微在外面包了一个很简陋的纸，就卖到10美元。黄剑辉对此很震惊，美国人赚钱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不但可以大量印钞票，连下脚料都可以变成真金白银。随后他认真观察了美国小礼品店，货架摆满了中国出口来的玩具，售价为1美元，折合人民币是8.8元，可这样精美包装的玩具，在国内要买到60元左右，这让他更关注实际购买力评价这个指标。

回国后，黄剑辉接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研究人民币汇率改革可行性报告的任务。对于汇改，国内主流研究机构的意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防止热钱流入，必须跳升；一类是不赞成人民币升值；还有一类就是黄剑辉等人提出要人民币要缓升。这背后的逻辑是：中国要实现强国富民，人民币国际化，只有强势人民币才能成为现实，是谓其一；其二，缓升，有利于控制热钱的预期，如果一步升完，热钱也会在预期兑现后撤逃；其三，缓升，有利于出口企业的产品升级，增加核心竞争力。回看历史，国家汇改采用了黄剑辉等人的建言，从2005年，人民币开始了10余年缓慢升值，这也证明了其逻辑的正确性。

黄剑辉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主管宏观研究、发展战略、非洲地区国际战略规划等。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金融管理。先后在原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原材料信贷局、东北信贷局、资产重组保全局、业务发展局任职，从事过综合管理、项目评审、信贷管理、不良资产管理、宏观经济金融分析、政策研究、金融机构战略合作和金融重组、信息调研、战略规划制订等业务，在推动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