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歇尔计划"的世界版

全球范围的基础设施投资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是共赢的策略。

文 | 林毅夫

在坊间热议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同时，今天的世界同样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不仅是因为二者的趋同性，更在于新“马歇尔计划”可以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

据此，20国集团（G20）应该给各家多边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提供资金，因为这些银行有能力设计和实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这些投资资金可以来自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外汇储备富余国。

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基础设施项目对私营部门的资金（包括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而言也是优质投资项目。多边开发银行和各国政府除了在项目的选择、设计以及吸引私人投资者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创新协议撬动私人基金。

全球范围的基础设施投资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是共赢的策略。

基础设施投资首选发展中国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很可能陷入发展相对缓慢、政府债务不断积累、货币政策宽松、风险相对较高的新常态。这些国家如果不采取减少社会福利、缩减政府开支、降低金融机构杠杆等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竞争力，紧急援助就像止痛药，只能将问题缓解一时，同样的问题又会卷土重来。

然而，结构性改革短期内会减少需求，增加失业，使得原已严重的失业和社会问题雪上加霜，在政治上难以推行。

为抵消结构性改革的紧缩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建议一直是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出口需求。对一个小经济体而言，如果全球经济运行良好，这样的政策建议或许是可行的。然而，欧元区、日本或美国的任何货币贬值行动都可能触发货币战争，导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

为了降低政府的利息负担和举债成本，这些国家可能采取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廉、充斥的资金会鼓励短期投机，造成发达国家股市泡沫此起彼伏。同时，投机资金也会大量流向国外，不仅炒高石油、粮食价格，而且会涌入发展中国家，推高那里的股市、房市和汇率，形成明显泡沫。一段时间后投机资本又会开始唱空，游资大量抽离。这种投机资金的大进大出，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与风险。未来五年、十年或相对更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国际宏观经济很可能都会是这种格局。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首先，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通过多个渠道影响一个国家的产出。在建设期，基础设施投资会给地方经济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在完工后，基础设施会提高生产率，促进私人资本形成（通过提高投入的边际生产率或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私人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加快聚合经济的出现等。跨国研究证明，基础设施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一项研究估计，1991~1995年和2001~2005年相比，基础设施投资使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

其次，许多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基础设施缺口。在英国，伦敦的主要供水管道中至少有20%已有超过150年历史。在美国，中等寿命的煤炭发电厂的投产年龄已超过40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缺陷更广泛存在。在未来，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还将快速增长。 随着世界人口在2050年接近90亿，以及更多人口迁往城市居住，全球的建筑存量预计到2050年还将翻番。

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障碍在于，在发达经济体，好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相对稀缺，因为基础设施已高度发达。但在发展中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则大有空间。基础设施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在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如此巨大，原因主要在于长期融资的困难性。

在一个相互紧密联结的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会给高收入国家带来出口需求，产生类似于货币贬值的效应。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美元，将给高收入国家带来0.35美元的出口增长。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整个基础设施融资缺口（每年约5000亿美元）被全部填补，全球范围的资本货物需求就会增加2500亿美元，其中1750亿美元流向高收入国家，这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在2010年全部资本货物出口额的7%。

高增长取决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在过去35年中，中国实现了9.8%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这种增长有没有可能再维持较长时间，取决于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机制和驱动力。

衡量一个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最好指标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的水平。因此，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反映的也就是技术和产业的差距。

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为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在此水平，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8.6%、台湾地区8.3%、韩国7.6%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轨迹跟东亚经济体非常相似，只要政策对头，按照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存在再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

但是这些潜力是否能最终被发挥出来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比如社会政治的稳定以及能否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其中，社会政治的稳定需要处理好收入不平等以及腐败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过去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扭曲，包括金融抑制、低资源税费、电信金融业的垄断，这些扭曲创造了租金，为腐败寻租提供了温床，也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

此外，只有按照一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该国经济才会有竞争力，才能快速累积资本。资本的累积带来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原先符合比较优势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不再符合比较优势，因此，要升级到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在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

即使中国现有产业的产能有不少过剩，但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也需要大量投资的支持。另外，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等具有很高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

在具备投资空间的同时，中国的投资资源也很丰富。去年中央跟地方的负债总和约占GDP的39.4%，这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中国的民间储蓄率接近50%，再加上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只要中国利用好自身的有利条件和后发优势，明年和“十三五”期间把增长的目标订在7%~7.5%是合适、可行的，如果减速过于严重，经济前景过于黯淡，企业就会大量裁员，失业率有可能突然增加，还会使产能过剩问题和债务风险恶化。在外部条件好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5%，外部条件差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这样也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水平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非洲机遇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可能达到1000~1200美元，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需要升级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产业升级模式出现一个重大差异：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从前的引导结构升级的亚洲经济体。由于其庞大规模，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可能是一条“领头龙”，而非雁阵模式中的“领头雁”。

但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量巨大，越南、缅甸、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都无法承接，当有些劳动力密集加工业开始往那些国家转移时，其工资也和中国一样上涨很快。只有非洲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有10亿人口，大量剩余年轻的劳动力，目前工资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而且有足够大的劳动力资源承接中国劳动力密集加工业的大量转移而不会马上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并且，等到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上涨了，全球将很难找到低工资水平的地方。

所以，非洲不仅是中国当前劳动力密集加工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而且，也将是全球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

即使很粗略的计算也表明，领头龙效应规模巨大。仅在2009年，中国就向全球出口了价值1070亿美元的服装，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不过出口服装20亿美元。如果中国的工资水平提高，导致1%的中国服装生产转移到工资更低的非洲国家，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就足以让非洲的服装出口增加47%。如果是5%的生产转移，将让非洲国家的出口增加54亿美元，相当于233%的增幅。非洲的制造业总就业人数最多只有1000万。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岗位中只要有一小部分转移出来，就可以给非洲的持续增长和就业创造很大的机会。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中等收入增长极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会带来类似的机遇，就像中国的增长给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带来的工业化机遇一样。

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制定并实施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成功实现减贫和经济繁荣。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数十年，显著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

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应是怎样在外部环境相对不好的情况下仍保持内部的相对稳定，然后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空间，再维持20年或更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只有继续稳步增长，才能发挥“领头龙”作用，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机会，带动全球经济走出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