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需要好的体制,包括价格体制、产权体制、企业体制,才能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变成高效的资本与生产能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文 | 卢锋
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国民储蓄非常高。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59%,其中,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翻了一番,但居民储蓄率却没有变,1992年为20%,2012年依然是20%。
用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储蓄大概是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如果考虑到美国和欧盟资本存量更大、折旧更多的情况,中国的人均净储蓄很可能已经接近美国和欧盟。这是中国最早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均指标。但是需要注意,高储蓄如不能很好地变成资本和高效生产能力,就不能很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高储蓄不等于高增长
如何看待中国的高储蓄,有非常多的不同意见。讨论较多的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和储蓄率过高有关系的。但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背景下,高储蓄总体上而言是个有利因素,储蓄与资本的转化机制是关键。
最初的发展经济学暗含了这样的思想:如果有储蓄有投资,那么经济增长就高。事实证明,这种理解有非常大的误区,它忽视了把储蓄变为资本和生产能力,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体制。一个扭曲的体制无法将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用剪刀差的方式,积累了一些储蓄,比如投资到炼钢小高炉、三线工厂等地方,就非常缺乏效率。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下,储蓄并不能很好地变成资本,无法很好地转变成高效的生产能力,因此不能很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开始警醒并认识到,储蓄需要好的体制,包括价格体制、产权体制、企业体制等,才能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变成高效的资本与生产能力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为了破解储蓄转化问题,正是为了建立好的体制。在1984年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制定历史性的全面改革政策,随后对价格改革、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粮食供销体系改革、对外开放等问题做出部署。
体制的两大支点
未来中国要想把储蓄变为高效生产力,必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
一是要有市场化的、高效率的金融体制,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目前中国有很多储蓄难以高效配置给企业,甚至像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优秀企业都需要到国外融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把金融改革置于优先位置就愈发显得重要。
二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高效的企业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大的作用。高效的企业如何定义?如果从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数据来看,很容易发现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差不多是后者的2.2倍。虽然最近几年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从2010年的高点(31.5%)波动下降,但仍然达到25.6%。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把储蓄变成高效资本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优势。一些国有企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实际上也是由于政策措施的保护。在国有企业利润最大的五大行业(石油、煤炭、交通、电力、烟草),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大概在70%左右,民营企业难以充分进入。其中石油行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价格上涨。如果把价格上涨因素扣掉,国有企业的利润就会大打折扣。
公平环境哪里来
如何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重视和推进下面三项措施。
首先,需要重视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并大加改进。在过去十年间,行政部门对企业产权的保护仍然滞后,特别是在面对一个比较大的特殊压力的时候。在一些省份,一旦出现事故,就给民营企业贴上“黑心老板”的标签,把他们的产权变为政府所有。或者是在面对产能过剩压力的时候,政府用行政的力量让一个亏损的国有企业去兼并民营企业。总之,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产权时有越权。
其次,通过简政放权,取消对资本的管制和投资行为的管制,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最后,要避免宏观调控过于微观化。很多行政干预,并不是先做意识形态的铺垫,然后发表红头文件,而往往在宏观调控急风暴雨之际顺势推出。在过去的12年中,中国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减少了60%,但社会和企业感觉被捆绑得更厉害。
如能推进上述结构调整和改革,高储蓄就会转化成有效的资本与生产能力,中国的长期发展前景就会看好,在下一个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够反思和改善我们的制度观、历史观、国际观,中国的改革就成功有望了。(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