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普惠金融的中国突围

英大金融2014年4月刊

　由于“二八定律”和传统商业银行的“嫌贫爱富”，让普罗大众无法享受到银行的高端服务和产品，这种金融覆盖“真空”地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本身存在问题。普惠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金融主要为富人服务的理念。

“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在实施。”3月24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谈及民营银行、普惠金融、直接融资等金融改革热点话题时一语道破金改难点。

在大众眼里，银行一直是“嫌贫爱富”，民间更将中国最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英文简称“ICBC”解读“爱存不存”。以工行为代表的国有银行虽然网点众多、资源雄厚，但在存贷服务上却判若两人：一方面他们希望民间资金汇集银行，另一方面却不愿将掌控的资源分配给中小企业或是普通大众。很多人的感觉就是，“银行离我们很近，但实际上又离我们很远。”现在，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这种局面将要被打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首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了16处修改，比较重要的修改有6处，其中亦专门增加了“发展普惠金融”。

目前，世界上约有近1万家小额信贷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进行探索和尝试，覆盖客户超过5亿个，占全球30亿贫困或低收入人口的17%。

中国虽早在2006年就正式提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但8年发展并不顺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中国普惠金融不普惠的原因在于，金融多样化程度不够明显，且小微企业、草根金融一直受银行体系冷落。他认为，要发展普惠金融，首先必须实质性推进金融多样化改革，增加市场竞争力，其次必须开拓政策金融体系创新。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发展普惠金融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途径，对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有重要意义。

金融结构转型关键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直译为“包容性金融体系”，国内普遍的一种翻译是“普惠金融体系”，意在强调其服务对象的全面性和普惠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普惠金融定义为“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发展普惠制金融体系，让各个阶层都能获得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支持，对于发展一国经济，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表示，普惠金融体系的提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一大突破，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金融主要为富人服务的传统理念，金融服务不只属于富人，大规模的弱势客户应该与其他人一样得到共同的、公平的金融服务的权利。因此，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对于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健全金融服务网络，有效运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通过小额信贷和小额融资服务帮助农村和城市地区低收入群体提高生活水平、降低贫困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显然，发展普惠金融利多弊少，但实际上，在中国金融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即使一些弱势群体能够接触到金融资源，但最终能获得贷款等金融服务的可谓少之又少，因为能满足附加条件的可能性很低。

目前来看，中国虽然GDP排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金融市场的深度和金融资产总量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这一身份并不匹配。而中国的全面崛起，金融业发展是短板。要避免实体经济崛起后的“金融战败”，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转型不能仅限于实体经济领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政府应该把新增的金融资源用到符合经济转型的方向。他预计，未来中国金融体系将更多转向包容式的普惠金融，金融改革会围绕适度放宽金融业的准入，支持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支持普惠金融包括农村、小微企业、民间借贷、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等多方面展开。

对此，尚福林也表示，未来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服务，惠及广大城乡居民。

他认为，普惠金融在中国已经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的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已经连续五年实现了两个“不低于”，即贷款增长额不低于上年增长额、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贷款增速。不过，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银监会将继续推进银行业机构布局下沉，金融服务重心下移。鼓励银行积极运用互联网、手机、POS机等信息技术降低运营成本、改善客户体验，让城乡居民得到更便捷的金融服务。

中国实践路

据估算，中国发展普惠金融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目前中国有4万个乡镇、40万个村庄和7.5亿的农村人口，还有数量庞大的城市社区，蕴含的金融需求以百万亿元计，但金融机构空白或仅有一个金融机构的乡镇数量仍有近万个。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小微企业数量已突破4000万个，其中80%有融资需求。而除传统贷款需求以外，城市社区、欠发达地区和小微企业对支付结算、财富管理、保险（放心保）等其他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十分迫切。

然而，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起步较晚，走的是一条“吸收外部经验，局部研究试点，逐渐放开，自主发展”之路。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系统率先在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广泛使用的词汇。2006年3月，焦瑾璞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正式使用了这个概念。2012年6月，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墨西哥举办的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普惠金融概念。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追溯普惠金融的中国发展史，大至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早在1993年，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杜晓山，在离北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河北易县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村小额贷款中心。普惠金融雏形初立。

小额贷款中心的启动资金是他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信托基金获得的5万美元分期拨付低息贷款，同时，美国福特基金会为他提供了5万美元无偿资助。按规定，其中3万美元作为研究、培训和操作经费，最初的贷款本金虽只有7万美元，但信贷推行得格外顺利。村里的喇叭一广播，就有70多户人家跑来交了申请。

之后，课题组又在河南的虞城和南召、陕西丹凤、河北涞水、四川金堂，先后建立起实验点，累计受益农户约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20万人。

2005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商业性小额信贷试点。这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初期。

2005年12月27日，山西省平遥县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和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宣告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正式起步。此后，各类小额贷款机构和项目得到快速发展，并且开始呈现多元化和错位竞争的趋势。同年，12家城市商业银行试点“商业可持续微小企业贷款项目”及几家商业银行独立探索专业微小贷款项目，随后更多城市商业银行逐渐发现并把目光投向开辟“微小贷款”业务这一蓝海。

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在准入机制、规范贷款利率、准备金及清算管理几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从而为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建立了制度约束和保障，保证了小额贷款试点的合法化。中国“普惠金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此后，由于有了制度的保障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小微企业及个人信贷需求迅速增长。小额贷款机构数量、存贷款余额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互联网金融普惠喜忧

近年以来，中国互联网金融蓬勃增长，诞生了大量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型金融模式，如余额宝、P2P贷款、股权众筹等。

2013年以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因其富有相当的包容性，更被央行高层视为普惠金融重要的成功范本。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使相对弱势群体普遍受益。由于没有固定营业场所和服务人员，互联网金融模式降低了获取存款和服务客户的成本，使小微企业、个体创业者和居民等议价水平较低的群体也可以得到较高的存款回报和较低的信贷成本。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有效降低了信息成本，提高了服务小微客户的可行性。随着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来临，互联网金融快速传播，打破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让处于传统金融企业服务边缘的长尾客户亦可获取相应的金融产品。同时，降低了服务客户的准入门槛和金融服务的便捷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杨涛在接受《英大金融》采访时表示，无论是P2P网络借贷，还是众筹融资，或是网络理财产品，其最大的作用在于降低了投资门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更加便利地进行相关投资。

截至2月26日，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标杆产品——余额宝用户数突破8100万户，与此同时，沪深股市的有效账户数分别为6700万户和6500万户。这意味着，诞生仅9个月的余额宝，其用户数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成立了24年之久沪深股市的投资者人数。

余额宝的成功，主要源于投资的低门槛和天天赚钱的快钱效应，让琢磨如何赚快钱的80后人群找到了投资理财的乐园。据悉，余额宝用户平均年龄仅28岁（年满18周岁的实名注册用户方可购买余额宝）。18岁～35岁是最为活跃的余额宝用户，他们占总用户数的82.8%。其中，23岁“宝粉”的数量最为庞大，达到205万人。

在中国银行的发展中，一直按照“二八定律”来做工作，也就是20%的人创造80%的利润，针对20%的企业或高资产人群开展服务。而一直以来被忽视的80%的普通百姓，却让余额宝们迅速聚沙成塔，1元起售的无门槛销售就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焦瑾璞指出，推动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要大力发展电子支付服务，特别是通过支付机制的创新和通行技术的运用，打通各类交易账户，利用手机和移动POS终端等各种新交易渠道，并发展各类代理商，从而使多数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金融服务。在手机使用普遍的国情下，未来的智能手机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会十分广阔。

互联网金融已势不可挡，这也让习惯了垄断经营的传统银行开始紧张。去年四季度以来，人民币存款增速开始明显放缓，去年12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1.15万亿元，同比少增4458亿元，进入2014年以来，人民币存款更是开始负增长，今年1月份的人民币存款大幅减少9402亿元，同比少增2.05万亿元。

在余额宝大获成功后，阿里在近期推出被称为余额宝二代的新一代产品，由于宣称保本保底，而且预期年化收益率达到7%，很快就引来200多万人预约，最终在元宵节当天，4万多用户在不到6分钟内将8.8亿元的理财产品抢购一空。

不过，与如火如荼的互联网理财相比，国内对互联网贷款业务的探索始终难见起色，尤其是去年底以来，众多P2P（人人贷）网贷公司先后倒闭，更是给互联网贷款抹上厚厚的阴影。对于人人贷而言，其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判断贷款申请者的经营能力和信用等级，尤其是借款者大多为小微企业，缺乏足够的盈利和资产担保能力，仅仅通过网络平台就完成借贷无疑充满风险。

这也是普惠金融模式下实现商业可持续的难题。

民生金融优先

事实上，普惠金融的建立并不困难，做小额信贷，服务“三农”和小企业等弱势客户群体并不会带来效率和效益的低下，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和服务的创新。

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即有力地证明了这点。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是孟加拉国经济学家，也是该国乡村银行的创始人，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

1976年，当时还是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尤努斯注意到该国最穷困阶层的人们在通常的金融制度下几乎无法获得贷款，而这些人往往只需要少量的启动资金就可以凭借自身努力逐步改善生活。当年10月，尤努斯获得了几家国有银行的贷款，开始尝试在该国东南部的吉大港地区开展小额信贷项目。1983年10月，农村银行正式成为一家独立的银行—格莱珉银行。

格莱珉的成功在于尤努斯成功的发现穷人背后的金融需求，并认识到穷人同富人一样拥有可贵的信用价值。随着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格莱珉模式开始被世界各国积极效仿，目前全球有59个国家正在或已经复制了格莱珉银行所创立的小额贷款银行（机构）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小额信贷模式是“普惠金融”商业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也是“普惠金融”的起步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的不断完善，“普惠金融”的实践和理论外延也不断向金融服务业的纵深发展，逐渐实现了其他金融机构和产品的覆盖。普惠金融也逐渐从起步阶段的小额信贷向范围更广的微型金融、普惠金融阶段发展。

贫困的孟加拉国尚能如此，作为经济基础和条件都优于孟加拉的中国却没能实现普惠金融，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在杜晓山看来，造成金融覆盖“真空”地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本身存在问题，比如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不匹配，城乡金融布局不平衡，东中西金融基础设施差距较大，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发展不平衡等。

2013年9月，周小川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畅谈如何推进包容性金融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周小川认为，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当然，也要看到金融涉及社会公众服务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农村金融基础弱、网点少、成本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小型社区类金融机构发展亟待加快；部分交叉类金融产品等创新业务有待进一步规范，一些地方金融秩序及监管仍需加强等。

周小川在其规划里谈到普惠金融工作的“两个应该”：应该适度放宽市场准入，支持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应该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为小金融机构创造与大型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环境。其中心思想是，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周小川同时指出，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和金融系统将进一步研究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坚持民生金融优先，鼓励金融创新，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实际上，为缓解农户、中小企业融资难，并降低金融机构放贷风险，已有不少专家建议，政府应组织建立健全信用担保机制。比如通过运用一定的涉农财政资金构建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尽快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此外，在合理减税的同时，还可为小弱农户、个体户和企业服务的全方位金融业务，实行坏账损失和风险损失的部分补贴。

而实现这些目标，仅靠商业银行、信用社等机构的力量还不够。杨涛认为，依据国际上比较成功的经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普惠金融。一是开办真正能够扎根社区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借助资本市场有力支持小微企业，三是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杜晓山认为，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推进普惠金融。微观主要是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中观体现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征信体系、评级体系、自律组织和信息管理系统等，而宏观则是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完善。他强调，要使可持续性的小额信贷蓬勃发展，必须有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框架，这包括中央及地方的政策法规、财税政策、利率政策、批发融资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