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票号的最后时光

国运衰退，外资冲击，业务模式更新滞后，以及票号联盟内部的墨守成规与私怨纠缠，最终导致票号金融业难逃商业兴衰轨迹，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文 | 郭磊

1914年农历九月，来自民国政府北京地方法院的一纸公文让秋意来得更为萧瑟，日升昌平遥总号、北京分号因资不抵债被查封，这一年恰是日升昌成立的第90个年头。

在晋商票号鼎盛时期，其名号蜚声海外，不料仍难逃商业兴衰轨迹，实在令人慨叹。

票号金融兴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经历了政局稳定的乾嘉时期之后，中国城市经济有所发展，商业贸易初现繁荣，汇兑和信贷需求爆发式增长，客观上成就了晋商票号日升月昌、蒸蒸日上的基础。而到了19世纪末，商业环境已渐衰微。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的蹂躏，致使清政府国力疲惫，民生凋敝。国运即商运，这一道理亘古不变，在一个衰退的时代，金融业亦难以独善其身。

咸丰初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对票号金融业又是一记重拳，其在南方的发展几乎全部中断。南方各省是票号经营的重镇，损失不计其数。

同时，票号同气连枝数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金融托拉斯，垄断竞争是整个行业的稳定格局。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中国市场一下子打开，在缺少必要的规则过渡期的情况下，海外资本瞬间涌入。外资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更为近代化的经营经验，打破了当时中国金融业的固有均衡，逐步对中国市场形成蚕食。国内经济日薄西山，内忧未止，外患又起，属于票号的最好时期已经过去。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同样，中国的商业伦理从开始产生时就饱含着浓厚的乡土人情气息。以乡土关系和人格信誉为主的信用架构，对票号的初始发展与扩张可能不无裨益。借由商帮和人情关系的复制，票号发展迅速、经营稳健、坏账率一直很低。

在拥有此一地利之便的背景下，信用模式效率很高，“万两银子一句话”，信用杠杆可以放大到极大的状态。但当业务积累到一定规模之后，信用放贷模式就会面临很大挑战。尤其对新市场和新分支机构来说，现代银行的抵押贷款模式优势明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融前辈们无法突破信用扩张的上限，只有在鼎盛之后趋于衰落。

票号金融业的团结是建立在稳定的垄断竞争格局之下的，而一旦时局有变，他们攻守同盟的历史局限性就显露无疑。票号金融业曾经有四次机会转型为现代银行，但因为一些人墨守成规、私怨纠缠，最终都未能成行。

1903年，袁世凯邀请票号入股开办银行，票号业集体拒绝。1904年，清政府有意开办大清户部银行，邀请票号出钱出人，但票号早已习惯了传统经营模式，对于银行业前景亦将信将疑，婉拒了这一机会；后户部又修改方案为政府出钱、票号出人，再次遭拒。1908年，票号中的改革家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总经理李宏龄深刻认识到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筹划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广邀平遥、太谷、祁县三地票号参与，但方案最终因为蔚泰厚总经理、著名职业经理人毛鸿翰的反对而流产。毛鸿翰甚至认为“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让李宏龄听闻后气到吐血。1914年，作为反对派的毛鸿翰亦幡然醒悟，重新组织开办银行申请。票号与北洋政府商定方案，由政府出面担保向奥商华利银行贷款200万镑用于组建银行，最终因为北洋内阁轮换和欧战爆发而不了了之。

后票号联盟分裂，平遥帮单独申办银行，在政府尚未对方案做出回应时，票号自身因为利益纠葛陷入纷争。改组银行失败后，改革家李宏龄回到乡下，以开杂货铺为生，不久便郁郁而终。去世前，他出版《同舟忠告》一书，痛心疾首地指出票号的最终失败不在天灾，而在于同行们争名夺利，不能同舟共济。

若以日升昌为标杆案例，则票号金融从兴到衰近百年时间；从衰落至今又是一个百年。百年之后，中国金融业已重新崛起，以市值而论，中国的多家银行再度占领世界金融之巅。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票号金融业的盛衰史告诉我们，时变则势变，只有不断地改革，才能穿越历史，强者恒强。

（作者系申银万国研究所高级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