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风险：分布与化解

商业银行利润增速放缓和不良资产增多已是事实，如何应对信用风险是银行面临的一大挑战，当前形势下的风险多为系统性风险，需要银行加强信贷管控机制， 也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

文 | 曾刚

2014年上市银行年报已披露完毕，几家欢喜几家忧，16家上市银行中13家净利润增速回落，包括五大国有银行在内的9家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已降至个位数，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攀升。

信用风险管理成为银行当下的一大挑战。

不良贷款形势严峻

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商业银行（不含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为842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506亿元，增幅为42.33%；不良贷款率为1.25%，比上年末上升0.25个百分点。

如果只看不良贷款率的数据，1.25%的水平仍属温和可控区间。但若稍作分析，就会发现银行不良贷款的情况已相当严峻。

动态上看，银行信用风险持续上升且有加速迹象。从2011年9月末至今，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及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连续14个季度“双升”，不良贷款率从0.9%提高到了2014年年末的1.25%，不良贷款余额则从4078亿元上升至2014年年末的8426亿元。如果考虑到2014年银行业普遍加大了坏账核销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上市银行2014年共核销及转出不良贷款约2003.17亿元，是2013年的2倍），2014年经调整后的不良贷款余额增速有可能达到100%甚至更高。

静态上看，不良贷款数据本身也有被低估的可能。在监管当局严控风险，以及绩效考核与资产质量高度挂钩的现实条件下，银行有一定的粉饰资产质量的动机。且五级分类方法存在模糊性，在实践中一些事实上已经形成风险的瑕疵贷款（如逾期90天以内）并未被计入不良贷款，而是被暂时归入关注类贷款。从可获得的数据看，2014年以来银行业关注类贷款占比从一季度末的2.5%快速上升到四季度末的3.1%。此外，实际操作中也有通过展期掩盖风险的可能。且银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只涉及商业银行，并不包含超过2000家仍未改制的信用社，这些机构的资产质量一般会低于商业银行。综合以上因素推测，目前的不良率数据或许被大幅低估。

地区性和行业性风险突出

分行业来看，光伏、钢铁、船舶、平板玻璃等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增加较快。而受国内投资出口增速趋缓、产能过剩压力增大、市场需求下滑等因素影响，金属制品、电器机械、纺织等行业运行压力加大，煤炭、光伏、钢铁、水泥、造船等相关产业流动资金相对紧张，加大了行业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的可能性。

分区域来看，银行新增不良贷款分布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等区域，有逐步向其他地区蔓延的迹象。受国内外需求疲软影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小微企业普遍出现订单下降、成本上升、利率下滑等问题，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资金较为紧张，企业信用风险相对集中于民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

总体来看，尽管银行业整体的信用风险在可控范围，但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远未结束，信用风险持续上升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扭转。上市银行陆续公布的2015年一季报也大体印证了这一点。

逆周期创新监管

信用风险上升主要源于实体经济转型调整，对银行而言，要加强信用风险的防控，就必须要研究新常态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潜在风险状况，有重点、有计划的对由此产生的信用风险制定应对预案，全面提升风险识别的前瞻性。

一是要不断提高信用风险预警和识别能力，建立起覆盖经营管理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信用风险防控体系，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将信用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要全面提升信用风险应对的敏感性，结合经济结构调整特点和深化改革方向，保持高度的风险警惕和敏感。三是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行业发展和竞争格局的深刻调整，巩固和加强信贷风险管控机制，针对信用风险形成机制、触发机理、传染路径的新特点、新规律，重新审视和完善自身的风险策略、风控体系、信贷规则，预设风险防线、筑牢风险底线、锁定存量风险、管住增量风险，以实现信用风险的逐步缓释、稳妥化解。

当下信用风险多为系统性风险，单靠银行自身无法完全化解，必须辅之以适度的政策支持。通过宏观政策的托底和风险分担机制创新来降低风险成本，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需要在去杠杆与防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可以允许适度、有序的风险暴露，以逐步消解经济周期中的正常损失以及前期遗留问题，但需严防金融风险恶化和升级，当前稳增长重点不在于维持某个既定GDP增速或就业水平，而在于防止潜在金融风险升级和扩散。

金融监管部门要进行逆周期监管创新。实践中，监管政策以及银行自身考核对信用风险的过度强调，已经导致银行信贷偏紧，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建议监管部门可借鉴国际比较成熟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在逆周期监管方面进行尝试和创新，在一些对银行行为有着重大影响的政策上（如存贷比、合意贷款规模、风险容忍度等），根据实体经济运行的需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并进行动态调整。当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差异较大，这种逆周期调整的权限，应尽可能下放到地方一级监管部门，以便其因地制宜地进行操作。

现有的担保、保险及互保等机制，能分散一些风险，但无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此，政府可适度参与风险损失的分担和处置。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转贷基金和风险基金，为企业贷款展期提供便利，或直接分担部分信贷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此外，在部分风险相对突出的地区，政府还积极介入不良信贷的催收和处置，化解地区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