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下一程：紧凑替代“摊大饼”

城市化的“上一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下一程的城市化很可能从扩张型变成紧凑型，如果密度足够高，分工就会更发达，信息传播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会降低，有利于知识的生产。

文 | 周其仁

过去的城市化模式，也就是城市化的“上一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迫切需要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财物等要素开始在空间上大规模地流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长期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的人口已经达到2.4亿人。这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数字，但问题也出在流动上，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一到春节，大城市就缺乏活力，过了正月十五，又开始“活”过来。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流动当中有了一些沉淀，开始有一些人口比较稳定地居住在一些地方——城市。

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人口在国土面积上的分布很不均匀。城市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集中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非常多。从全世界来看，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一半，面积仅占地球表面面积的1.5%。分国家来看，美国2.4亿城市人口居住的面积占美国国土面积的3%，贡献了85%的GDP；日本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将近69%的总人口，贡献了74%的GDP。其中东京圈的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一点，但集中了将近日本29%的人口、30%以上的GDP。

从尺度到密度

由此看来，城市化的“下一程”要换一个维度思考，不能只从尺度上看城市，更要从密度上看城市。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如果密度足够高，分工就会更发达。如果人群凑不到一起，很多分工是搞不起来的。比如农村就没有卖早点的，这不是因为农村人不吃早点，而是因为需求不够。在大城市，早点就是大产业。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告诉我们，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而生产率提高是收入提高的根源。

其次，人群聚到一起后，信息成本就会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也会降低。人群越是发散，信息传输成本越高，信息的流通越困难。虽然互联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建设互联网也有代价。比如阿里现在要往农村去，发展网上购物，但是一到配送阶段压力就大了，因为买家很分散。

再次，知识驱动的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知识的生产当然要有一批优秀的头脑，但这还不够。如果这些优秀的头脑是孤零零的，也很难有效地进行知识生产。大家需要凑到一起，互相碰撞，彼此启发。所有的研究中心都离不开这一条规律。

最后，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往往先把首都建设好，很多福利往首都、大城市倾斜，这也会把人吸引过来。除了集聚带来的正常利益之外，还有城市偏向带来的集聚效果。

高密度可能更有序

近年来，很多城市都在大修特修，要把所有的街区都用公共服务支撑起来，在城市化的下一程中这样做是难以支撑下去的。如果说，上一程的城市化是比谁的城市摊得大、建了多少有地标性的建筑，那么，下一程的城市化要比城市里有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有没有活跃的经济、文化、技术活动，这些活动也是衡量国民经济和城市生活质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密度高的城市并不一定会乱，反而可能更加有序。结果取决于我们的知识和管理能力。比如静安区的面积占上海的千分之一点二， 7.62平方公里住了29.6万人，平均一平方公里是3.2万人。2014年的GDP是661亿人民币，平均一平方公里达到15亿美元左右，远高于香港、新加坡的每平方公里5亿美元。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同时，静安区还是上海公认管理比较好的地方，到处井井有条。

实际上，大城市中间有很多小地方，如果稍加改造，就会大大增加承载和活力。因此，城市化的下一程不能光注重项目和建筑，还要高度注重人的活动。以东京的六町目为例，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对城市改造提出修建充满魅力的文化都市和立体城市花园的思路。这个企业家花了14年时间和400个土地所有者沟通，最后组成了联合开发公司。到2003年，六町目就开发出来了。城市的底楼有花园，有住宅，还有美术馆、图书馆、商学院、寺庙等商业和文化设施。因为他们认为水稻是当地文化的根基，就在演艺厅楼顶的空中城市花园里面，留了一块地种水稻。这个项目变成了东京的一个新地标，每年约有4000万人次前来访问、参观、购物、娱乐，但它的土地面积只有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听起来容积率非常高，可是由于对疏密处理得很好，使人并没有压迫感，这表明人类在城市建设方面其实是有很多发展空间的。

紧凑城市如何实现

从规模来看，不光大城市有密度问题，小城市和村庄也有密度问题。

日本的富山市是一个小城市，在老龄化压力之下，为了让城市保持活力，就决定建设紧凑型城市。他们先投资修建路面电车(车辆入口离地面非常近，老人抬腿就能上去)，把主要的住宅区和商业文化设施连在一起。再通过各种政策吸引老人住到车站周围500米的地方，这样老人就愿意多出门，能够促进消费，同时也有利老人健康，医疗费用就会下降。相比之下，国内很多城市规模太大，难以向所有的街区都提供公共服务。

村庄也有密度问题。2003年上海嘉定最先搞村庄集中计划，并引发成都、重庆、武汉等地效仿。重庆针对闲置宅基地缺乏激励机制的难题，引入了“地票”的概念进行盘活——宅基地复耕后获得一张地票，通过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所，对地票进行市场竞价和交易。成都则是在汶川地震后，把城乡统筹的改革实验和灾后重建结合到一起，出台了当地有效的联建政策，即把农民震垮的宅基地和城市愿意到农村投资的钱结合在一起，一方出地，一方出钱，修好的房屋双方分享，政府进行监管并颁发证书。城市来的人获得的土地证是40年使用权，相当于国有土地中的商用地，而农民获得的仍然是永久性宅基地。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转型趋势虽然无法回避，但没有以往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没有以往那么好的融资条件，过去城市化过程中积累的债务成为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下一程的城市化很可能是从扩张型变成紧凑型的。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不在于大或小，而在于密集还是稀疏。所以未来城市是由密度定义的，不光要问城市是大还是小，还要问够不够密，要终止单纯的摊大饼。当下，紧凑型城市的概念已经写进了城市发展规划，问题是怎么落实。在城市化的下一程中，要进一步改革征地制度，要把城市经营活动的体制机制激活，让民间、社会上很多有这方面才能的城市事业家发挥更好的作用，共同把城市化推进到更健康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