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回击战1935

在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精心谋划下，中国于1935年11月份顺利脱离银本位，跨入法定货币时代。

文 | 郭磊

1935年11月3日下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财政部驻上海办事机构驻地陆续迎来了几十位行色匆匆的上海滩金融界大佬。他们在同一时间被召集到这个被称为“孔府办事处”的地点，是为了参加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召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闭门会议。

会议从下午四时持续到晚上九时，会后一个名为《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的改革法案被公布，举世震动。中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本位国家，决定跨入法定货币时代。

中国放弃银本位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为使自身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罗斯福政府1934年6月推出以邻为壑的《白银收购法案》，导致银本位的中国陷入了一场严重通缩，白银外流，贸易、工商业和农业受到沉重打击。日本亦利用中国白银内外差价，大量走私白银，加剧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混乱。在外交斡旋与管制政策失败后，国民政府做出了“金蝉脱壳”的政策选择。

为了走出这一步，孔祥熙令当时的财政部次长徐堪秘密准备改革方案近半年之久。基于对套利和金融恐慌的担心，国民政府不惜以牺牲自身信用为代价坚决否认暗中推进的改革。甚至在法币制度公布前一天，相关部门还在对这一“传言”进行辟谣。

凌空出世的币制改革法案规定，自法案发布之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只能使用法币；白银国有，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自法案发布之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指定银行兑换法币。不难看出，整个方案的特点是新老划断和一刀切。

为安抚民众，避免恐慌，孔祥熙于改革法案公布后的次日凌晨发表讲话，详解货币危机背景、通货紧缩危害和币制改革必要性。

在宣布币制改革的同时，孔祥熙成立了一个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除当时的财政部和三大银行的代表之外，青帮头领杜月笙也被列为委员会成员。又不是街头火并，要杜老大做什么？据说这一提名还受到英国顾问李兹罗斯的反对，但孔祥熙坚持任用，其中显然有为减少改革可能遇到的麻烦做准备的考虑。可以想见，一旦改革“拖堂”，则成本会无限提高，当时政策主导者们明白币制改革须是“休克疗法”的道理。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白银的非货币化快速完成。

作为1934~1935年全球“货币战争”的一部分，中国的法币改革很快引起了国际波澜。尽管国民政府宣称法币不与任何货币挂钩，但由于汇率以英镑标价，法币似乎天然更靠近英镑集团，于是英国暗邀法币与英镑合作。对于新发行的法币来说，由于国民政府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其信用支撑天然缺失，孔祥熙等政策主导者趁势把收购的国库白银运到英国，换成英镑作为外汇储备。这一点引发了美国的警惕，为了不让自己处于战略被动局面，美国曾一度发动了对法币的狙击，甚至突然报复性地暂停在伦敦市场收购白银，从而导致银价暴跌，增加了法币体系的运行阻力。在国民政府承诺同时以相对固定的汇率盯住美元之后，美国才停止了进一步的阻挠行动。

整体来看，1935年中国的币制改革是一场成功的“货币回击战”，它在基本保持货币独立性的背景下，有效地对冲了来自白银收购政策的影响。按照经济学大师麦迪森的说法，这场改革使罗斯福政府的白银政策显得荒谬绝伦。同时，它也将中国首次带入了法定货币时代，为中国金融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币制改革在初始阶段亦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实效，国民经济迅速摆脱了通缩影响。1936年，中国即收获了历史少见的贸易顺差；工业恢复迅速，同年水泥产量增长26%，棉纱产量增长近50%，多数消费品产量增长甚至在100%以上；农业亦走出租地收缩的阴影，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均获历史最高水平。著名经济史学家刘佛丁先生曾指出，“从笔者接触到的各种统计资料看，抗战前的1936年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