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王莽的币制改革

“人皆有一绝，莽为钱绝”。

公元8年，于举国上下一片赞颂声中，王莽在肃穆的禅让仪式下登上帝位，取代汉室，改国号为新。他所接手的是一个破败的“烂摊子”。西汉末年，数代帝王昏庸无道，心存“奉天法古”之政治理想的汉儒们，对刘姓子孙失去了信心，期待着能通过推举新圣人做皇帝，彻底改变帝国的混乱和无序，建立一个理想社会。

要实现上古大治，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时严重的贫富分化。在王莽的新政中，除了恢复上古时代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和解放奴婢之外，第三条就是关于货币制度改革，“托古改制”在钱币制度上体现得最为彻底。

从登基前一年开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王莽进行了4次大规模币制改革，在货币史上写下了绝无仅有的荒诞一笔。

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进行了第一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对西汉通行了120年的硬通货五铢钱进行改制，只保留其作为观念意义上的货币单位，新发行3种“大钱”：大泉，重12铢，每枚值50钱；契刀，每枚值500钱；金错刀，每枚值5000钱。新币的实际重量远低于其所代表的价值，可谓是早期国家强制发行的信用货币。作为配套政策，王莽在新币推出的同时还下令黄金国有，严禁私藏黄金，政府用两把金错刀兑换1斤黄金，民间财富大规模向政府集结。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在登基的第二年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繁体字的“刘”写作“劉”，含有“金”“刀”二字，而钱含有“金”字，两种刀币都含有“刀”字，担心刘汉集团东山再起的王莽对此颇为忌讳，于是把五铢钱、契刀、金错刀一并废除，仅保留大泉，另新铸小泉，取代五铢钱。同时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

仅仅1年以后，王莽又紧锣密鼓地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推出一整套新币制——“宝货制”。新币制的要点一是“五物”，即金、银、铜、龟、贝5种币材；二是“六名”，即货币分黄金、银货、龟宝、布货、泉货、贝货六种；三是“二十八品”，即每种货币内部又有品级差别，大小优劣不等，例如布货为铜质货币，由当百至当千，分10等。最值钱的是黄金，以1斤为单位，值1万钱；最不值钱的是泉货里的第6级小泉，值1钱。从最高到最低，货币面值共有21个等级。这次改革可称得上是“倒行复古”和“标新立异”的奇妙结合。龟、贝等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死灰复燃”，同时使用如此繁多的币材和品级又是前无古人的。太过复杂的新币制在实际生活中根本无法推广，“百姓愦乱、其货不行”，3年后被迫进行调整，变相恢复了汉朝的五铢钱。

最后一次币制改革发生在地皇元年（公元20年），铸货泉、货布两品，其中货布1枚当货泉25枚使用，而重量仅为其5倍。此前铸行的所有货币废除，举国上下又是一番折腾。

其实，王莽币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发行不足值货币，而一次次改革又几乎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也就是用劣币换良币。王莽的本意可能是利用虚值大钱来达到“劫富”的目的，削弱家财万贯的地方豪族势力。而且似乎也收到了成效，据史料记载，到王莽新朝灭亡时，宫中藏有黄金70万斤。

然而货币体系是维系一国经济运行的基础，王莽币制改革发行的货币因虚值而缺乏信用度，因复杂而缺乏便利性，因多变而缺乏稳定性。不顾现实情况，一意孤行推行信用、便利、稳定性皆无的货币，背离了经济和货币发展规律，把百姓逼上了绝路。结果是“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市场交易体系遭受致命打击，物价飞涨，经济衰退。试图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王莽没有看到“均富”的理想国，“均贫”倒是实现了。

发行虚值货币还意味着盗铸货币可以获得暴利。在成百乃至上千倍高额利润的刺激下，“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人为奴婢”的严刑峻法根本阻止不了人们铤而走险，因私铸钱而被没为奴婢者以十万数。“五家坐之”实际上是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反而加剧了王莽所要革除的奴隶问题的严重性，让民众受苦深而愤恨大。

无论初衷再好，频繁的币制改革最终蜕变成了新的暴政，原本拥戴王莽的民众被推到了对立面，这也客观上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灭亡。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