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入篮”意在长远

　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以下简称“入篮”），成为首个以新增方式进入SDR货币篮子的货币，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SDR货币篮子的首个发展中国家货币。人民币“入篮”短期看主要是标志性、象征性意义，但长期看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标志性事件

人民币“入篮”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认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5年对SDR货币篮子进行评估，曾在2010年就对人民币“入篮”进行了评估。评估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出口是否排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二是货币是否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当时中国已经符合第一个标准，但不符合第二个标准，人民币因此未能“入篮”。在过去5年里，中国不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主动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人民币国际化成效显著，成为全球跨境支付、外汇交易和外汇储备的重要货币之一。因此，人民币“入篮”意味着人民币已经是可自由使用货币，且被国际组织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

人民币“入篮”的短期实质性影响很小。很多评论着眼于短期分析“入篮”对人民币汇率、跨境资本流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国际储备、美元国际地位的影响。事实上，在对人民币“入篮”评估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就有关技术性、操作性问题与中国有关管理部门进行了充分沟通，包括在给SDR定值时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选择。同意人民币“入篮”没有附带条件，表明已经不存在技术性、操作性障碍，中国也无需做出额外的责任和义务承诺。“入篮”就是人民币成为SDR的定价货币，而SDR只是一种用途非常有限的补充性国际储备资产，人民币“入篮”更多是象征性意义。

助推国际化

人民币“入篮”本身直接影响不大，但“入篮”的间接长远影响不可忽视，尤其是对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推动效应。

人民币“入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入篮”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加快，程度也会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此次货币篮子权重的确定主要依据出口和国际金融指标，两者各占一半，其中金融指标包括各货币在外汇储备、外汇交易、国际银行负债、国际债券发行中的规模。人民币获得的10.92%权重主要来自出口的贡献，金融指标的贡献不到1个百分点，远低于其他四种货币。这表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不高，而经济规模和实力决定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大的潜力。从趋势来看，人民币会在未来五年内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在更长的时间里有可能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形成相对稳定的三足鼎立国际货币格局。

人民币国际化将使中国更好更深地融入全球化。货币不是国际货币是一种“原罪”，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中频繁遭遇货币危机、外债危机的重要根源。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摆脱了这种“原罪”桎梏，能有效降低开放的风险，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金融开放的承受能力，拓宽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有力保障。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中国的货币、资产、收入和财富具备国际属性，消费、投资和资产配置的空间从国内拓展到国际。

人民币“入篮”有助于中国更自主地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改革开放。中国对国际资本流动存在较多的管理，资本项目开放面临较大国际压力。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本次对可自由使用的评估，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根据货币在全球跨境支付和外汇交易中使用情况进行量化，再交由执董会表决。评估对可自由使用的界定与可兑换做了明确区分，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明确表示可自由使用货币不需要以货币完全可兑换为前提。这有助于减少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面临的不必要的国际压力，从而降低了过度过早开放的风险，有助于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国际货币是一种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人民币“入篮”反映出人民币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货币，这对国际货币金融经济秩序的优化、完善和变革具有促动作用。

第一，有助于形成均衡的国际货币格局。战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控制规则制定权，缺少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从属地位，从而造成国际秩序不合理不公平。人民币“入篮”是发展中国家力量和实力的体现，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行列，打破了国际货币一直被发达国家垄断的状况，使得国际货币这一重要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更为丰富和多元化，有利于修正作为国际货币提供者的发达国家和作为使用者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是以美元为中心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摆脱“原罪”的样板和经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货币会走上国际化道路，将有力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第二，极大改善世界的发展环境。尽管发达国家一直否认作为国际货币提供者获得的巨大利益，但众所周知“谁掌握国际货币谁就掌握世界”。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际货币提供者获得惊人的国际铸币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成为债务国，但其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年年有不菲的国际投资收益，无一年例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货币都是国际货币，因此美国提供国际货币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国际铸币税也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对应的就是发展中国家不断被“剪羊毛”，财富源源不断流向美国。这也是战后经济发展问题一直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重要原因。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为国际货币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国际货币供给的竞争性将大大提高，有利于遏制不当的国际铸币税征收，改善世界发展的货币金融环境。这种竞争性效应不容忽视，中国主导成立亚投行就是明显的例证。战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或地区性开发性金融机构竞相成立，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业务甚至陷入停滞状态，根源在于这些开发性机构偏离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宗旨，沦为发达国家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工具。亚投行这一新竞争者的加入，使得这些开发性金融机构倍感压力，一些机构纷纷宣布增加在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人未到声先到。亚投行业务还未正式开展，但亚洲发展中国家已经获得巨大的国际投资改善。

第三，纠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内在扭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动员大量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救助发达国家，无论是美元利率还是SDR利率都处于极低水平，形成补贴性救助。而之前20年遭遇金融危机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美元利率提高和汇率升值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救助的条件不仅苛刻，而且当时利率也处于高位，发展中国家为获得救助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人民币“入篮”后SDR的利率将由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五种货币利率加权形成，改变了其利率只由发达国家利率决定的状况，SDR利率更能反映世界经济整体状况，对其利率的周期性波动起到平滑作用，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劣势将得到一定的改善。

完善SDR

人民币“入篮”是SDR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一。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SDR。在创设之初，SDR是以黄金定值的，1SDR等于0.888671克纯金，和美元含金量相等。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4年决定SDR与黄金脱钩，选取世界出口份额最大的十六个国家的货币构成货币篮子。为了简化计算手续，降低定值计算成本，从1981年起选用世界上出口额最大的五国货币定值SDR，包括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日元。为了适应欧洲货币统一进程，2000年10月将欧元纳入SDR的货币篮子，取代原有的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对于SDR来说，最近十多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本次人民币“入篮”。

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SDR还处于婴儿期。20世纪60年代，为了平息一些国家对美元过度特权的不满，作为妥协美国提出创设特别提款权，并根据各成员国份额无偿分配。为了防止SDR影响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美国严格限制SDR的分配数量和使用范围。到目前为止，SDR只有过三次一般分配和一次特别分配，累计发行2041亿SDR，占全球国际储备的比重不到3%。根据规定，SDR只能在成员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之间使用，各国分配获得的SDR没有利息，只有持有的SDR高于或低于分配的部分才可获得或需支付利息；一国若要动用SDR，可以在双边自愿协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下将其换成可自由使用货币。因此，SDR名义上是一种国际储备资产，但实际上只是成员国在分配的特别提款权额度内获得可自由使用货币的应急手段，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国际储备资产，加之规模又小，一般国家不到万不得已很少动用，SDR远未达到创设的初衷。有鉴于此，人民币“入篮”对SDR的直接意义就是成员国共用SDR时多了一个可自由使用货币的选项。

为了进一步发挥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可以从完善SDR货币属性角度努力：第一，根据成员国经济指标改变SDR分配方式；第二，发展SDR的计价功能；第三，拓展SDR在国际汇率安排中的作用。

一旦SDR具备了完整的货币属性，它就可能发展为超主权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就能摆脱对某一种或几种主权货币的依赖。很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提出过各种超主权货币的构想，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未能成为现实。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言，“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

（作者分别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