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帝也喜欢低利率

典当业在唐朝属于新兴行业,巨大的资金融通需求让其快速发展壮大。皇帝为了照顾百姓利益，多次颁布诏令降低典当业利率水平。

文 | 张志前

唐太宗贞观年间，宰相房玄龄根据皇帝的指令在《唐律疏义》中添加了一条规定：“凡质举之例，收予不得逾五分，出息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这是一条针对典当业的规定,要求存款（月）利率不得超过5%，放款（月）利率不得超过10%，且不允许有利滚利行为。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针对利息设立的国家法令,它反映了金融业的进步,同时也反映出,在唐朝初年,典当业已经摆脱了南北朝时期带有慈善性质的运作模式,成为了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规范的商业活动。可以想见，当时典当行抬高利息牟取利益，以致百姓苦不堪言的情形，否则，唐太宗也犯不着跟一帮商人过不去。

典当是最古老的金融业态之一，到公元五世纪已基本成型。在“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南北朝时期，寺院成为财富聚集之地。作为宗教机构，慈善为本，于是寺院用闲余的资金设立质库，为穷苦百姓办理典当业务，彼时收取的利息很少，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民众。到了唐朝，发达的工商业为金融业迅速发展和成熟创造了有利条件，典当业迅速跳出寺院经营的小圈子，成为一种蓬勃发展的金融业态。

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社会资金融通需求巨大，典当逐渐发展为唐朝最大的金融业，形成了官营、私营、寺营三种形式并存的兴盛局面。经营范围也不再像曾经的寺院质库那样单一，除经营典当业务外，还接受有钱人的低息存款、办理商业放款、代客储存贵重物品收取保管费等多种业务。

当时的典当业有多种经营形式，比较有名的包括：质库，专门经营典当业务，百姓将物品送于质库，换钱以归，在约定期限内付息还本，取回原物，否则物品归质库所有；柜坊，本来是专门为商人和官僚储存钱物的店铺，官僚富商为了安全考量，同时避免搬运麻烦，常常将钱物存于柜坊，柜坊收取一定保管费，并根据存放者所出凭证代其支付，后也开始兼营典当业务；寄附铺，本是受托寄卖物品的商铺，在利润驱使下涉足典当业务，甚至逐渐把典当作为了主业。

虽然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足的朝代，但身无余钱、家无余粮者依然比比皆是。因此典当行对于普通百姓的意义，远非今日之银行可比。不仅穷人离不开典当业，就是士大夫阶层也经常会光顾典当行。杜甫在《曲江》一诗中写到“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便是在描写自己被迫常常典衣换酒的窘境；白居易的“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则反映了他老年时期典当衣物换钱买药的生活场景。

典当业涉及面如此之广，无怪乎皇帝也要亲自过问它的发展态势了。不光有唐太宗修改《唐律疏义》，后来的唐朝法律对典当业进一步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收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收质者，非对物主，不得辄卖；若计利过本不赎者，听告市司对卖，有剩，还之。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进一步将放款月利率降为6%，同时规定当期再长，利息不得超过本金一倍。

即便这样，到了唐玄宗时期，典当依然是最赚钱的行业，甚至连一些朝廷机关也由财政提供本钱，创办典当行生利，用以解决办公经费不足和官员的福利问题。唐玄宗觉得还是因为利率太高的缘故，于是发布诏令：近来公私放债，取息颇多，今后天下放债收息，私人只许（月）四分，官本（月）五分。将典当业的利率进一步下调，限制高息放贷的暴利行为。

经营环境的日益“恶化”并没有阻止唐朝典当业欣欣向荣的局面。在社会大量资金融通需求催生下，它甚至发展成为最大的商业，在当时的两百多种商业行为中属于盈利大户。证据之一是，“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下令由政府出面向所有在京师长安的典当行“借钱”，规定每户课借资本金四分之一，共取得财政收入100多万缗（一缗即成串的一千文铜钱）。由此可推知，当时长安一地典当业的资本金就超过400万缗，占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