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当前，应及时实施以制度供给为核心，全面、系统的改革“顶层设计”，并加以配套、协调的推进和继续鼓励必要的先行先试，为“攻坚克难”的全面改革提供支持保障。

文 | 贾康

2011年以后，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新常态”其“新”已在经济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则还未实现，需要完成探底、在企稳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

矛盾凸显

三十余年的“中国奇迹”固然是依靠利用人口红利和低廉劳动力等资源禀赋相对优势，在开放条件下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并释放出“后发优势”，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激活了相关经济资源的供给潜力。市场经济在逐步替代计划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显示了一系列正面效应，但也伴生了一系列中国特定国情、特定阶段的“矛盾凸显”挑战因素，其制度优化进程还存在严重不对称，即束缚生产力供给潜力进一步释放和不利于增进社会和谐的种种掣肘因素愈益明显，在“先易后难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好吃的“肉”已吃完而难啃的“硬骨头”啃不下来的情况下，杨小凯生前所强调的制度性“后发劣势”，就会成为中国实现其现代化宏伟中国梦愿景的巨大拖累和严重威胁。

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凸显”现实的代表性事项，一方面，资源、环境方面以“雾霾”式危机因素为代表的严峻制约正明显地威胁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财产配置、公权体系与公民关系领域中亦表现出一系列紊乱及违背公平正义的不良现象。这两方面都愈益容易导致“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而危害现代化进程的全局，而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十分明显。

比如，目前，我国一般产品的市场价格已经放开，但要素市场和大宗基础能源、资源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仍然存在严重的扭曲，人为压低要素价格，从而粗放地推进经济增长和形成大量的落后、过剩产能，造成不可再生资源低效、甚至挥霍浪费式使用，在源头上加重雾霾形成，并以不合理的对生产者和投资者的显性、隐性补贴，使得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并加剧垄断、非垄断行业企业分配的苦乐不均，使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与收入分配、财产配置两极悬殊的矛盾有可能越来越突出。

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质性推进“顶层规划”下的全面配套改革中，对经济制度、机制与结构进行治本的调整，从而合理地运用市场和政府力量的结合，实现向较高水平的新常态经济增长路径和可持续升级版增长方式转变。

开启制度红利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要在总需求管理上稳健审慎且能预调微调，避免在稳增长努力下压抑“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空间和防止通胀、通缩轻易抬头；另一方面，需在货币政策的“稳健”和财政政策的“积极”搭配下，坚持有所区别地对待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理性供给管理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升级换代力度，特别是呼应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相关制度机制创新改进，消除过度垄断，降低准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和有利于长治久安、合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营体系。

这是在制度供给中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化解瓶颈制约，释放自组织、自管理弹性空间，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临界点越压越低。这里最为重大的要领是，应“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配套改革举措衔接短期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我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

虽然在中长期内，我国将面临外部国际竞争环境复杂化和国内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势必告别高增长奇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继续保持10～20年“次高速”、“中高速”较快增长的可能。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实质性地或充分地开展，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充分减少行政审批管制、打破过度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司法体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力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维护增长的可持续性。

因此，“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两端的偏颇，正确发挥出“供给管理”优化结构、促进转轨的合理政府作用而成功地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条件。

毋庸讳言，在供给端“有保有压”、“有支持有节制”的结构性方略，也有可能给政府体系带来一种“政府万能”的幻觉和轻易滑向过度调控的危险性，所以极有理由使承担调控之责的各政府部门，首先是高端战略决策者和核心当局，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始终把结构对策、供给管理，掌握在符合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总体决定性机制的“政策理性”范围之内，避免做出那些过多、过细碎的行政干预和“越界”调控，特别应始终强调尽量运用经济杠杆来贯彻结构优化的追求，避免滑入新的产能过剩—不足循环，生成高质量、有效益、能适应市场需求且可以引领市场潮流的供给力量。中国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制度保证条件”的形成，将主要依靠改革之功效。

多管齐下

在我国，往往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时，也正是改革推进阻力较小之时。应当抓住时机，在坚定不移市场化的同时，理性地建设市场，坚持以经济手段为主，把政策设计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安排紧密结合。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五中全会已明确宣布人口政策作进一步调整，明确“放开两孩”。接下来，人口战略应着重从“以计划生育重点针对体制内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同步实施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另外，促进人口流动、适当吸引移民也应当成为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

第二，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是被称为“财富之父”的根本资源，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供给管理的重要内容。建议积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积极总结借鉴重庆等区域的“地票”制度经验，并充分重视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环境下形成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土地制度改革经验，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框架和流转制度过程中形成兼顾国家、单位、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土地征收中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规范程序，公开信息；建立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规范、多元的补偿和生活保障、生产引导机制。

第三，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严防相关风险，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积极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改进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利率市场化，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金融业监管，严格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要将管理层面鲜明的改革态度和重要改革措施落实到位，真正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

第四，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创新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结合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应以“负面清单”原则取向，创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以自贸区为标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减少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适度降低我国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步伐；在深化财税改革厉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

第五，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在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的挑战中力求主动，必须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要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多元化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提升创新绩效；要积极推进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借鉴国际经验,遵循科研规律，改造行政化、官场化的科研经费管理规则，破除形式主义繁文缛节和“逼良为娼”式的清规戒律，激励兼容地调动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与积极性。

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所遗留的诸多问题已无法通过制定若干条政策来解决，而应及时实施以制度供给为核心，全面、系统的改革“顶层设计”，并加以配套、协调的推进，为“攻坚克难”的全面改革提供保障。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须要“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总体要求，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扫清和拓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