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资金短缺 陕南循环经济遇挑战

即将进入汛期，一场雨后，流经商洛市区的丹江变得浑浊。丹江从这里发源，在湖北省丹江口汇入汉江，汉丹江交汇之地正是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所在地。

与商洛一样，陕南另两个城市汉中、安康地处汉江流域，是国家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地，南水北调之水70%来自陕南。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陕南大部分地区处于禁止、限制开发区域。

因为肩负着这些国家战略，在陕西省三大板块发展战略中，与关中率先发展、陕北跨越发展不同，陕南定位循环经济。不过，由于地方用于循环经济建设的资金不足，陕南循环发展遭遇挑战。

水源涵养地的困境

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从此北京的居民用上了汉丹江的清水。

南水北调，湖北30多万人搬迁，在十堰丹江口市建起水库，调水口则从河南南阳走。这两个地方都抓住机会宣传当地，北京的地铁上时常可以见到两地打出的广告。然而，作为提供70%水源的陕西省却默默无闻。在此情况下陕西学术界开始发声，呼吁国家重视陕南水源涵养区。

“我们去年提出设立国家级汉丹江水源地生态保护区，让国家给予保护区特殊政策和更大力度的财政支持。”陕西省决咨委委员、长安大学教授、陕南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圣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建议提交陕西省后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对此，当地一位专家分析，南水北调是国家重大战略，地方提出过多要求可能会被视为不顾大局。

对于南水北调水源地如何进行生态补偿，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相关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

南水北调调出的水质要达到二级标准，这就需要上游关停一些企业，并进行污水处理，保证进入南水北调库区的水质达标。为此，水源地要承受关停部分企业的损失，并拿出更多资金进行水污染防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方将丧失相当一部分发展机会。

在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之间如何找到平衡？对于水源地来说，国家战略不容置疑。商洛市副市长曹波慧在陕南资源开发与循环经济发展研讨会上表示，作为水源涵养区，商洛既要发展又要保护环境。

安康市发改委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姚青瑧则表示，安康选择发展路径，要在保证南水北调供水的前提之下。

作为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国家每年给予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陕西省也拿出一部分资金给予支持。在2011年发布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陕南循环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每年安排陕南循环发展专项资金35亿元，重点支持三大循环经济核心聚集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提升，支持生物加工、新型材料、生态旅游三大主导产业和装备、物流等优势产业。此外，每年还安排25亿元，支持陕南各县(区)发展“一县一产业”。

然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一季度陕西经济增速仅为6.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难免受到影响，同时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也不会过快增加。

对于陕南三地市而言，负担不断加重。这一地区除了是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之外，还是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区。陕西省扶贫办副主任梁振思表示，陕南是陕西省贫困面较大、贫困人口较多、扶贫开发任务较为繁重的地区。同时，陕南还要移民搬迁安置240万人口。

循环经济如何发展

在陕南循环发展的大定位下，三地市都在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商洛市副市长曹博慧表示，为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商洛市启动了商丹循环工业经济园区建设工作，并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发展的主体模式。

在保护生态环境与谋求地方发展之间，循环经济似乎成为当地发展的突破口，但循环经济建设的资金短缺，使这条发展道路遇到挑战。

今年一季度，汉中市地方财政收入12.4亿元，安康市8.12亿元，商洛市4.11亿元，但三地财政支出分别为47.74亿元、39.02亿元和32.53亿元。

“陕南工业怎么发展？陕南人民怎么富起来？”一位长期关注陕南的观察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对于陕南而言，工业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地处山区可开发面积也受到限制，在有限的选择空间和资源下，要带动陕南发展阻力不小。

在陕南资源开发与循环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曹博慧也向与会学者提出自己的问题——如何发展循环经济？

对于商洛市而言，一个典型的经济发展格局就是“矿主沉浮”，这里矿产资源较多，但矿产品价格波动对于经济影响较大，循环经济目前还不能对当地经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此外，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教授汤中立认为，陕南三地市规模大的矿藏不多，贫矿较多，一些矿产品位不高，开发需要谨慎。

“首先要理清陕南发展思路。”陕南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圣学表示，针对陕南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要建立国家级汉丹江水资源地保护区；对有经济价值的生物资源进行深加工，提高商品化率；矿产资源的开发要以环保为前提，不能急于求成；同时挖掘保护独有的秦巴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

王圣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陕南循环发展需要陕西省以及国家的支持，同时这些地区也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开发优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