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中国不具备汇率自由浮动条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应邀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中央银行行长圆桌会议,就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的时机、内容的选择以及改革对中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可能产生的影响等作了详细的解释和阐述。
不存在迫于国外压力的说法
周小川表示,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确定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总体目标,同时还对汇率改革与其它金融改革的顺序形成了大致的共识,即在汇率改革之前应先行完成以下三项工作：1、银行部门改革取得进展,银行体系得到加强；2、减少对外汇交易某些不必要的管制,包括部分资本账户的管制；3、外汇市场得到深化和发展,能够为国内金融机构和进出口企业提供更有效的市场环境和必要的避险工具。
他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汇改之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等四个层次商业银行70%-80%的改革和重组已大致完成并开始进入良性发展阶段。此外,取消了一些对资本账户交易不必要的管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稳步扩大；个人和企业经常项目下交易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及业务限制放宽；金融市场基础建设也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奠定了基础。而且,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条件也相当不错,这也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经过统筹考虑,实施了汇率形成体制改革。”周小川透露说。
周小川还指出,今年4月份以来,当汇率改革的各项条件逐渐具备和成熟之时,国际上曾经出现的一些“噪音”,只是干扰了中国汇率改革正常的进程,并不能改变改革的各项基本条件和顺序。
周小川同时还否认了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迫于国外的压力的说法。他强调,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
央行将起滤波器作用
针对一些人提出的中国为什么不采取汇率自由浮动制度的疑问,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自由浮动的条件。
周小川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并不平衡,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今后会有较多的调整,同时,国际资本流动性较强,中国经济体制还不能承受急剧的非秩序化调整。此外,从理念上来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在宏观上要有管理,因此,汇率制度也应当是有管理的浮动机制。
谈及央行将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起何种作用时,这位央行行长认为,中央银行主要起到滤波器( F i l t e r)的作用,对市场上正常的波动不必进行管理,让其通过；对市场的异常波动则要熨平：包括限制、压缩异常的过高波幅和滤掉频率过高的波动成份。而随着经济适应程度的提高,滤波器的作用是可以减弱的、是适应的( A d a p t i v e)。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还应起到防范危机的作用,譬如在爆发战争、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特殊的干预手段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制设计中应有之意。
在回答中国改革包括汇率改革下一步打算时,周小川说,渐进式改革是一条比较好的改革之路,渐进式改革同样适用于汇率改革。因为改革不仅仅改了制度,而且涉及到思维如何转变,人的思想是否跟得上、行动是否跟得上的问题。他表示,过去26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国情的。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仍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改变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会很谨慎
周小川表示,汇率改革之后,有些国家确实比较关心我们的汇率机制参考点和储备构成的参考点之间有何关联。而实际上,由于这两者考虑的出发点不一样,而且有历史存量的影响,因此对中国来讲,这两者是分开考虑的。
他强调,中国会采取非常负责的态度,不希望由于储备构成方面的任何主动变化引起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尽量避免给别人以口实,所以,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任何不谨慎的行动。
对于汇改是否会引起中国高额外汇储备变化的问题,周小川指出,外汇储备是否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汇率。
他分析说,从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出发,由于存在顺差,从而会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与汇率是相关的。但如果从高储蓄率角度看,储蓄率较高,引起国内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储蓄资金会倾向于投资到国外。而汇率机制改革后,中央银行会减少在市场上的购汇,外汇资金将更多留在企业手中,民间也就会以美元、欧元、日元等对外投资。在高储蓄率的情况下,官方对外投资与民间对外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不仅仅取决于汇率。
在回答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以及全球失衡之间的关系时,周小川则表示,按总的来说,应当考虑贸易的多边平衡而不是双边平衡,考虑内需政策的作用,考虑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这些因素与汇率政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