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之星3月8日消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靠向银行举债,变成了所谓的“个人负翁”,提前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只是,“负翁”们在套现了自己的将来后,真的能够像温莎公爵那样生活吗?
2001年,CCTV做中国经济年度报告,有三位嘉宾,依照年龄从高至低分别是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经济学家樊纲、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金融专家钟伟。主持人问他们,一年挣的钱怎么花?李强说他全部的钱都存在银行了;樊纲说他一半的钱存在银行了,一半的钱在投资;钟伟说他在银行没有存款,而且是负债。
这并非有意安排,而恰是三个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三个年龄阶层的消费观成为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一个缩影。
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推动着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从“无产主义”欣欣然地奔往“负产主义”。
1997年,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金额不到200亿;2003年,全国个人住房贷款金额达到1.2万亿。不到7年的时间,几乎翻了60倍。
而来自各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汽车个人消费信贷2002年全年不到700亿,截至2003年10月,却突破1800亿元,一年时间翻了番。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变成了所谓的“个人负翁”,靠向银行举债,提前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
充满乐观精神的“负翁”们
“个人‘负翁’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非常小,比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还要小。可以被形容为三明治薄薄的奶油中的生菜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主任,年轻的博士生导师钟伟说,个人“负翁”属于中产阶级的初级阶段(高级阶段要有第二套住宅)。
资料显示,个人“负翁”们往往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像北京、深圳这样典型的“移民”城市,年龄多在25岁至40岁之间,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最有望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却也最缺乏来自祖辈的荫泽。
卢坚拿到北京名校MBA学位后,毕业分配留在了北京。如今,她靠贷款终于在自己心仪的西山附近购买了一套房子。“十年前,住在筒子楼烧煤油炉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段有自己的屋子,但加上装修现金一次拿出来要100多万,如果不借助贷款,需要砸锅卖铁才买得起,会比较紧张,但是等将来我不紧张了,可能房子就没有了。负债消费可以让人们提前获得可能在将来不再的商品。”
吴宏在高校任职,正在攻读博士的他,贷款购买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他对前途非常乐观,觉得即使在最坏情况下,自己这些年对教育做了这么多的投资,拿去变现供房也毫无问题。
刚刚从北大毕业不久的甘勇,在清河贷款购买了一套两居,支付完首付和契税后他已经没有余力装修,更不用提买家具。可是四壁空空也是家,他幸福地在只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毛坯房里享受着成为业主的欢愉。未来还长,但这已是这个来自遥远省份的青年扎根北京的第一步。
王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住前门,拆迁的梦盼了10多年,两年前,他终于决定不等了,改变生活要从改变住房开始,他贷款买了一个“鸽子窝”,虽然只有30多平米,但是解决了两大难题:洗澡和上厕所。虽然他仍盼望拆迁了换个大屋子,可是他不愿意在等待中耗费自己的青春,享受现在才是硬道理。
“几乎所有的‘负翁’都对靠自己的能力谋取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所以预支将来,而‘透支未来’是都市‘负翁’最明显的特征”,钟伟如是说,他本身亦是这种理论实践的典型一员。
据国际权威的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旗下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估计,目前北京、上海至少有七成以上的住房是通过按揭方式购买的,他认为将来这个比例将来可能会达到九成左右。这将与发达国家逐步看齐。
曾在法国念MBA的李辉介绍,他的法国同学,几乎无一不是用贷款买房买车;来自香港的卓振邦在一家丹麦公司的华南办事处工作,他告诉记者,香港除了顶级豪富,即使是做生意的人,也会选择分期付款,让自己的资金流动起来,更不用说打工阶层,后者贷款买房买车的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
中国的城市青年,由零开始,用不到10年的时间,从一无所知,一无所有,到大规模负债提前消费,几乎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积极投奔到了全球化“负产主义”的怀抱。
房车生活后面的风险与代价
在外企工作的乔洁本来生活十分轻松。她和先生的月收入加起来过万,在同龄人中最先贷款买房,而且选择了较高的月供额度。因为房子离市区太远,于是再贷款买了辆车,有了孩子后,加上聘请保姆等费用,每月等着付的账单就将近1万,几乎没有任何周转的余地,不得不月月等出粮。然而,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与老板发生冲突,她辞了职,在没有找到下一个工作之前,为了维持现有生活水准,乔洁只好靠借债度过难关。倘若不能够及时找到工作,乔洁辛苦挣下的房车生活将面临破产。
近年来,个人因为诚信意识不足,或者过于乐观,未考虑到失业、健康恶化、意外事故等不利因素,贷款超出实际支付能力而不能够及时还款,从而英勇致“负”的实例屡见不鲜,“负债一族”被银行告状案逐月增多。一些仍然在还月供的人,因为房供支出远远超过收入三分之一的安全警戒线,也处在了捉襟见肘的危险边缘。特别是高收入阶层,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比较高,贷款的数额越大,出现债务的风险系数则越高——而这一切均建立于一个稳定的工作之上。
并不是职位高,工作就更稳定。据说,现在商界中存在着一批老总一级的“下岗”者。NextStep管理顾问公司总监周敏先生从事猎头业务,他认为高职位、高收入阶层同样存在“就业安全”等问题。一项员工离职原因的调查表明,“高层”员工自企业离职,往往并不是因为薪资待遇低、工作能力不够等原因,而主要是因为对企业的文化或新的工作环境不适应、对公司的经营战略、理念或管理模式不认同、沟通能力及领导力缺乏、公司机构重组等原因。
而重新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周敏认为,高收入者在负债消费时需周全考虑,如果两三个月或更长的时间里没有工作,在收入骤减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按期供款,而不过多影响正常的生活质量和品位。
为此,银监会在即将出台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中,规定如果贷款个人(或家庭)月收入为1万元,则房贷月供最多不能超过5000元,尽可能地防范此类风险。
香港的卓振邦先生因工作派驻广州近四年。他很诧异地看到中国内地青年买房要“一步到位”,一下子就买很大的新房。他告诉记者,在香港,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贷款买房子,但是正常情况下,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有多少收入,供多大的房子”,由小到大,有能力才换房子,或者先买二手房,以免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他自己就已在香港贷款买了一个二手房。
债务的负担只是你要负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致力于研究消费的陈昕就认为,“负翁”们实际上签了一个约,把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智力、劳动全部抵押给了银行。为了不出现债务危机,你所有的精力必须放在赚钱上,这种制度下对你的自由、劳动、时间甚至道德和思想都进行了控制,你个人变成了负债消费的奴隶。”“至少我现在不敢轻易跳槽了”,不少“负翁”如是说。
“负产阶级”有多远?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是2003年香港破产网上的祷告词,祷告方向是“求主怜悯香港人,尤其是负资产及破产人士,求主帮助他们积极面对面前的挑战,为他们开一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出路。”
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介绍,香港出现的负资产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亚洲金融风暴又使其更加恶化。1997年,是香港地产业的转折之年。香港经济由过热被迫冷却,楼价回落了一半左右。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已经只剩下45.71点——也就是说,香港人在楼市上的每一元钱投资,只剩下四毛五分。
香港特有的“负资产”一词(房产实际价格低于所借的银行贷款,超出部分为无抵押的负债),也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到2004年初,香港金管局宣布,去年第四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有67600宗,涉及负资产的未偿还金额有1070亿元,而这已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随着中国个人“负翁”数量的急速上升,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是否会像香港那样出现“负产阶级”?中国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顾云昌对此保持乐观。他认为北京房价一直平稳,不存在像香港那样楼市崩盘的影响,因而不会出现负资产。
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的看法也趋同:“现在看北京大环境,我还是坚持处在一个利好阶段。北京、上海出现香港‘负资产’的情况可能性很低。”
但是胡港文举出了一个特例,其实在香港人购买内地外销房时已经出现过“负资产”的实例。1999年上海房地产业处于谷底,当时外销房与内销房两个市场合并,外销房失去了优势,基本上外销房价都下跌了一半。只是当时外销房的购买者大都是香港有钱的投资者,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投资生意,亏了就离场,没有心理负担,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是很密切,因而这个情况就没有引起媒介的关注。
这些投资外销房的香港人,作为中国内地最早的负产者昙花一现,因其数量少,又承受得起损失,还远远构不成一个负产阶级,未在上海造成像香港那样的社会波动。
在中国内地,真正意义上“负翁”的大量出现,要上溯到1999年中国福利制分房制度的全面终结。
到今天,人们想拥有一个家的愿望已经远远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虽然那些格林小镇、德国印象、罗马嘉园恐怕无法如它们的广告词那样,承担起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所有未来,但是有屋则安。
更多的个人“负翁”实实在在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可能是15年、20年,甚至30年后才真正属于自己。
只是,无限憧憬的你,在套现了自己的将来后,真的能够像温莎公爵那样生活吗?(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为:城市“负”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