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货币战争”的迷雾

新兴市场为“货币战争”未雨绸缪

所谓“货币战争”，指的是让一国货币贬值，以提高其出口竞争力的策略，它有助于国内的增长，也可以适当推高通货膨胀率。这对于单独的某一国家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批评者指出，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

对“货币战争”的深刻恐惧可以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由于当时世界上各经济大国纷纷采取“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一方面试图将它国商品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又让本国货币一再贬值，以图提高国家竞争力……致使短期内全球贸易一落千丈，进而加剧了各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而在另一方面，海外廉价资金的大量流入导致增长速度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通胀率迅速上升，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关于“大萧条”的争论也许至今仍未平息，但有一个共识已经取得：货币战争不可能推动经济实现更快增长，它只不过是徒劳地试图将本国经济调整的痛楚转嫁到别国身上。之所以称之为“徒劳”，是因为个体理性导致的必定是集体无理性，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公地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看，纳粹法西斯在德国的上台正是西欧奉行损人利己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政治后果。

不过，将安倍晋三的日本政府指责为挑起“货币战争”的罪魁祸首(令人联想起当年发动二战的军国主义日本)，显然有些寻找替罪羊的味道。事实上，如果世界真的已经出现令人恐惧的新一轮“全球货币战争”的话，美国才是它的第一个发动者。“汇率战”这个词是巴西财长吉多·曼特加于2010年最先提出的，他当时用它来描述发达国家货币宽松措施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新兴市场——造成的严重后果。曼特加的头号抨击对象，正是开动印钞机实施QE政策的美联储(FederalReserve，简称Fed)。

眼下，一场后危机时代秘而不宣的汇率战似乎已经重新打响，一直以来奉行传统货币政策的日本终于也加入了伯南克(BenBernanke)领衔的量化宽松阵营。欧元可能仍然缺乏一位意志坚定的指挥官，但在欧洲的边陲，两年来饱受紧缩之苦的英国也已做好开动印钞机的准备……

虽然迄今为止，高谈“货币战争”的主要是学术界和媒体，各国政府仍将它视为一种禁忌(每一次G20和G7会议都力图淡化对它的紧张和忧虑)，但各国对有可能出现的货币竞相贬值依然表现出了高度警惕。除了先前提到的近年来备受雷亚尔升值困扰的巴西外，最鲜明地表达反对态度的是德国政府。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Merkel)是至今唯一一位公开警告过日本加速印钞引发货币战担忧的西方领导人，德国财政部和央行还多次试图在G20和G7会议上通过游说来对日本施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巴西财长曼特加指责为挑起“汇率战”的元凶的美国，也一直对日本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早在2011年底，美国财政部就表态不支持日本的汇市干预行动；而奥巴马政府在两周前就全球汇率发布的半年度报告中，再次使用了新的、针对性的语句警告日本不要为获得全球市场竞争优势而压低日圆汇率。

不过，日本也不乏同情者和辩护者。IMF及其总裁拉加德就一直坚持认为，日本汇市干预和货币政策是合理了，相反“货币战争”说法过于夸张了。身受欧元升值压力的欧洲央行似乎也认为，高谈货币战争本身的后果更加危险，它的现任总裁马里奥·德拉吉(MarioDraghi)称，关于汇率的随意评论“既不适当、无益，又可能弄巧成拙。”

但更多国家——尤其是更容易受到汇率战冲击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愿意将主要力气放在口舌之争上，它们正视图单独行动，为看起来即将到来的“货币战争”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被称为“又一个中国”的瑞士令人吃惊地宣布实施一定程度上的资本管制，即央行对瑞士法郎汇率设定交易限制；反应更加激进的巴西政府则公布措施，对下注美元对巴西雷亚尔贬值的投资者征税1%，它还向WTO提议实施所谓“汇率反倾销”措施，要求允许成员国对实施竞争性货币贬值的贸易伙伴展开报复。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被卷入“货币战”漩涡，受到冲击最大的韩国和印度等国政府开始干预汇市；中国则由于自身多年来一直深受“汇率操纵”的严重指控而不愿意在此问题展现强势态度，但为求自保，两年来中国加强对汇市干预，明显减缓了人民币升值的脚步(不过近来这一既定的步伐似乎突然又加快了)。除此之外，私人部门也暗中准备应对汇率大幅波动的影响……

回到“70年代”而非“30年代”

如果作一个冷静和客观的评估的话，至少到目前为止，“大萧条”意义上的“货币战争”尚未爆发，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大概永远不会再发生。今天的汇率战，不像是伤亡惨重的“二战”，倒更像是二战以后的美苏“冷战”。其实，包括安倍晋三的日本在内，没有人真正开过枪，也没人为此流血牺牲。

这是因为，自布雷登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人类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当代世界货币体系与信贷经济已经与大萧条时代有个本质的不同，对那种哀鸿遍野的“货币战争”惨剧的想象，也许只是已经成功运行了数千年的金本位制镶嵌在我们脑海中的残余思维。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以邻为壑的“货币战争”既发动不起来，而且就算发动了也不会产生多大威力。

与此相对应，假如我们对全球经济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我们回到的也不是上世纪30年代，而很可能是70年代——那将是一个低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时代，虽然同样痛苦，但经济与社会的动荡并未失控和崩溃。

遗憾的是，“安倍经济学”在今天不仅不可能扮演“里根经济学”在当时的救世主角色，相反，它开启了风险莫测的未来之路，而且多半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安倍晋三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日本病”的症结并非货币政策的保守，更不是汇率走高，而是日本企业和人口竞争力的持续下降，以及由此造成的增长潜力枯竭。此外，还有僵化的经济结构和因利益集团的强大势力而受到政府保护的低效率大企业……顺便说一句，这些病灶无一可以在今日中国经济躯体上瞥见，只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尚未耗尽，“城市化”和“现代化”仍未完成而已。

归根结底，在一个人口结构如此没有希望、经济结构看起来也不太有希望的国家，想通过单纯的货币宽松政策来一举振兴已经疲弱了20年的经济，简直是天方夜谭。对此，就连安倍内阁的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本人也不否认，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安倍经济学”的关键见解是：光靠一个“火箭筒”不可能解决通缩问题的。因此需要发射三个“火箭筒”：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战胜经济停滞的增长策略。但对于如何才能促进增长，麻生在文章中并没有开出令人信服的药方。

在如此疯狂地开动印钞机以后，日本也许将能够赢得汇率战(日圆持续走软)。但相信许多人都明白，“安倍经济学”的最大受惠者将不是那些传统的大型出口企业，而仍然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者。日本很可能为这场汇率战的成功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这种代价究竟是什么，现在还很难看清楚，但通货膨胀失控所造成的风险恐怕要远远比过去20年来的温和通缩难以应付得多。退一步说，“安倍经济学”还非常有可能引发一个日圆不断走弱、政府债券收益率不断攀升的恶性循环，这将使得未来的日本货币政策面临左右为难的险境。

但任何一个政治家，尤其是在民主国家，都难以抵制试图以最小的努力来换取最大和最直接效果(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的诱惑，因为这么做遭遇的阻力最小，作为官宦名门之后的安倍晋三也不例外。说到底，所谓“安倍经济学”，不过是一次企图用单一省力的印钞机来回避复杂艰苦的结构改革的豪赌。因此，拨开“货币战争”的迷雾，我们最需要担心的倒不是国际市场，而是日本本身。难怪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上周二(23日)表示，其调降日本主权信用评级的可能性超过三分之一，因为日本政府重振经济并结束通缩的努力能否成功仍不确定。

赢得了汇率战的安倍未来将很可能输掉日本经济，如果安倍晋三错了，他的主张未能重振日本经济，结果将是将日本推入滞胀的泥沼——通缩也许对宏观经济增长不利，但至少老百姓不会因此感到直接的痛苦，但通胀与停滞一同发生，则是令人难以承受的。这很可能将是安倍晋三留给下一任的最大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