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中国投资率之争

近日，相关部门要求清理僵尸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对原来的发展优势也应该有清楚的认识。

投资增长减速是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2014年以来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滑至多年平均增幅的一半左右，也就无怪乎GDP增幅明显下滑了。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列为“扩大有效供给”的主要内容，也是看到了这个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滑，主要是客观因素所致，但思想认识的误区也起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议论中常见观点是中国投资率太高而消费率太低，过于依赖外需，内需不足，等等，对高投资率的抨击尤其多。然而，正如阿瑟·刘易斯所言，“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体的过程”，资本积累在现代发展经济学中占有中心地位。进一步上溯，从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到现代发展经济学界，从西方经济学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一直备受重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Growth Model)g=s/k，几乎将资本积累视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马克思实际上视货币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推动力；斯大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菲尔德曼等“超工业化派”经济学家在论述“剪刀差”的必要性时，关键论据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靠掠夺殖民地完成原始积累，于是从农业部门汲取“贡赋”就成为完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最终实现工业化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舍此别无它途。

在实践中，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不是建立在持续的旺盛投资基础之上。基于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戴尔·乔根森(D. W. Jorgenson)等人创立的多变量增长模型基本方法，一批日本经济学家计算了1955-1970年间美、日经济增长的各个分量，结果认定，美国个人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1%、10%和19%，而日本的相应数字是45%、40%和15%。这一时期美、日两国经济增长实绩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这一点。

所谓“中国奇迹”，也是建立在强大的投资动员能力之上。1978-2012年间，中国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在31.9%(1982年)-48.3%(2011年)之间，从2003年起，资本形成率连续10年保持在40%以上。我们要努力减少投资中的浪费，提高投资效益，采用技改投资补贴等更加精准的投资激励政策工具，改善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和区域分布，但不能与削弱投资动员能力的歧途混为一谈；近10年来国际上对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抨击以及对印度高消费率的赞誉，很大一部分不过是十足的“忽悠”。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能够脱离投资而存在，脱离投资、没有强大投资动员能力的经济体，它的经济增长必定是不可持续的。

不错，过去10年我国投资率超高，大部分年份在40%左右，但这种高投资率有其背景，因为在这10年里全球经济增长较快，中国的GDP更是从世界排行第八跃升到第二。在这个外部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如果没有国内高投资的推动，中国的产业和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绝对不可能膨胀得这么快。其实在这10年里中国的国内消费增长也很快，只是投资更快，消费增长相对显得慢了；如果没有高投资，我们在全球产业中占不到现在这么大的份额，我们的消费、我们的实际生活质量、收入水平也不会提高这么快，这是相辅相成的。现在全球经济步入可能延续相当时间的低速增长时期，而且中国经济占全球市场份额也已经很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无需刻意强调，中国投资率也会自己降下来。如果这个时候刻意强调降低投资率，结果可能会消磨掉我们自己经济增长的后劲。

正当一些论点主张降低投资率的时候，高投资率恰恰是其它几乎所有经济体羡慕中国而不可企及的地方，希望赶超中国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甚。在做梦都想赶超中国的印度，在满怀“赶超中国”热情的印度精英们中，认识到并大力推崇储蓄、投资重要性者不乏其人。苏布拉曼尼安·斯瓦米(Subramanian Swamy)既是印度政界高官，又是知名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印度人民党主席、财政部长，是哈佛大学博士和客座教授，出版过多种中印比较专著和论文，到2000年时就已经访华10多次，在2000年8月4日的《前线》(Frontline)杂志上，他谈及中印国力差距时说到：“印度必须尽最大努力把投资率提高到30%，这是缩短与中国差距的最起码的条件。”

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整理对比了2000-2012年间中印投资率数据，发现印度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在本世纪已经有了较大提高。2001年，印度投资率和储蓄率分别只有22.6%、22.9%，与同年中国资本形成率(36.5%)差距达13.9个百分点，2002年差额进一步扩大到14.9个百分点；2007年，印度投资率和储蓄率分别达到37.7%、37.0%的高峰；与同年中国资本形成率(41.6%)的差距缩小到3.9个百分点。随后数年至2012年，印度投资率与中国资本形成率的差距虽然再度拉开，但其绝对值仍然保持在34.6%以上，比2001年提高一半以上。

毫无疑问，在全球经济增长率整体都在减速之时，我们不能够指望保持此前十年40%的投资率，如果把投资率下降太多、以至于低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结果会是什么？不言而喻。中国经济不仅要继续“赶超”，还要兼顾“防范被赶超”，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中国的“赶超”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成为众多国家希望赶超的对象，也因为中国社会关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一些流行思维方式存在失误，可能导致我们失去一些优势，投资率之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