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供给侧改革寻路

2016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成都人钟平将自己的生意做到了欧洲。约15天后，约40件电视机顶盒就将送到位于波兰华沙客户的手中。

在过去的数年中，钟平的客户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而帮助钟平拓展业务版图的，正是成都在交通供给侧改革中力推的“蓉欧快铁”。

2013年4月开行的蓉欧快铁，由于运输里程、运输时间等相比之下最短，加之每周稳定开行、冬季不停运等诸多优势，成为了当前国内最快的中欧班列。

“和海运、空运相比，蓉欧快铁为我提供了货运时间和价格的中间选择。”钟平说。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里，成都推进了包括交通在内的多方面“供给侧改革”，其目的是希望为这座经济总量位居西部第一的副省级城市，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交通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成都通过交通供给侧改革，推出了包括蓉欧快铁、对欧直飞航班等，不仅带给了钟平等外贸企业主更便利的贸易渠道，也增加了普通市民的出行选择。

2月26日，成都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的飞机首航。成都市民刘建坤成为了首航旅客之一，由于家庭关系，他需要经常往返这两个城市。“在开通直飞布拉格航线之前，我前往布拉格需要到北京或阿姆斯特丹中转，旅途时间最快也需要15个小时。”刘建坤说，“随着该航线开通，时间缩短至近11个小时。”

根据成都的十三五规划，成都未来在交通方面的角色定位将发生彻底转变：即由“西部内陆城市”转型为“国际内陆型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帮助成都实施这一目标的推手，亦正是交通供给侧改革的“蓉欧+”战略。

2015年下半年，成都正式启动“蓉欧+”战略。根据计划，蓉欧快铁的国内延伸线将相继布局到深圳、宁波、厦门、昆明、武汉等城市，以期通过铁路间的互联互通，吸引更多货物搭上蓉欧快铁；在欧洲方面，则将把终到站延伸到德国的汉堡以及荷兰蒂尔堡等地，最终形成蓉欧快铁面向省内、国内、国际三个市场的“一线两核多点”网络揽货、多点位合作格局。

来自云南德宏州的咖啡商人熊德旺，称赞由于“蓉欧+”延伸到了昆明，他的咖啡豆再也不用在海上漂泊1个多月，而通过成昆线，便可以搭上蓉欧快铁，在20天内便将咖啡豆送抵意大利的客户手中。

3年后，蓉欧快铁有望呈现这样的景象：每天对开2列以上，国内10个以上枢纽城市开通“蓉欧+”班列，欧洲端分拨点数量达10处以上，辐射范围从波兰罗兹扩大到整个欧洲。

不仅是交通运输方式的改革，在生产端，成都的供给侧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2月25日，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会上，成都市建委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处负责人表示，去年12月，中国首条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施工和管理的中低速磁悬浮商业运营示范线在高速测试中跑出了103千米的时速。而这条线路的核心技术，就是由西南交大研究团队自主研发完成的。

去库存的成都模式

来自仁寿县的农民工陈家蓉很关心成都的积分落户制度探索。

因为根据成都市拟推行的居住证积分入户制度，如果成功申请到了成都市的常住户口资格，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将在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12个方面享有与成都市市民同等的权益。陈家蓉盼望着这一探索早日落地，因为这将坚定她长期留在成都工作的信心，“我正准备考虑购买一套住房，在成都定居”。

成都市统筹委相关负责人称，“市内的棚户区改造、农民工进城买房，短期内都有利于成都房地产库存压力的缓解。”

事实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库存是十分受关注的话题。

而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发布报告称，农民工市民化是消化住宅库存的关键环节和成败所在。

报告指出，假设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每年将自购房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则有841万农民工实现在城镇购房。按照2个农民工组成一个家庭并育有一个孩子，以及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30平方米计算，将新增3.78亿平方米左右的住房需求。假设新房交易占70%的比例，则有2.65亿平方米的新房需求，相当于2015年住宅销售面积(11.24亿平方米)的23.6%，潜力巨大。

对于成都而言，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背景下，探索出了一套成都版的“去库存模式”。

成都将建立居住证积分入户制度，制定统一的居住证积分入户标准，达到积分入户标准的外地来蓉人员可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等措施，加快了农民工市民化，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从而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

与此同时，成都将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加快建立购租并举住房制度，积极释放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这其中包括：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

农业改革试验

供给侧改革，与成都农业改革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目前中国的农村、农业存在的诸多矛盾和改革难题，来自供给侧的问题非常突出。

继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2014年底，成都被确立为第二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一举承担11个试验项目，其中的多个改革均和供给侧改革相关。

首先，农村和农业的根基在于耕地制度的保护和粮食安全，同时也是成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为了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成都市决定从“谁种田、如何种田”两个供给端下功夫。

“要破解谁来种地的难题，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无疑是要大力提升既有务农群体的素质和能力，使其能够成长为适应现代农业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称。

经过多种尝试，崇州对农业经营规模化的探索，成为其中的最重要成果，并被专家评价为“昭示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崇州模式的重点是构建以职业经理人为重点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一方面，将培训对象锁定于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多元群体；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强化后续的发展导向和职业激励。”郭晓鸣称。

而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则进一步放活了成都市的土地经营权，使得全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58.6%，继续保持在全国农村改革的领先位置。

在解决“谁种田和如何种田”的问题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种什么”的问题。

“过度资源性开发，是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农业到了不得不转型的关键时刻。”成都市农委主任许兴国表示，“粗放型、低品质、简单数量上保供应的粮食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合现代农业要求，这样不仅造成土壤板结和土壤酸化之类的土地问题，也造成了农民增收困难。”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成都探索提高农业补贴的精准性和指向性。整合“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并通过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建立“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担保贷款制度”支持农业生产发展。

事实上，成都农业供给侧改革能够顺利推动，前提是“确权颁证”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所奠定的基础。在此方面，成都推行了“6+4”的确权要求。即在全面完成农村“六权”确权基础上，又启动了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和小型水利设施所有权等农村产权的新“四权”登记颁证。

2015年9月6日，青白江，蓉欧快铁首趟返程班列到达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