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维度。她总是偷偷地踮起脚尖,蹑手蹑脚从身边窃笑着走过,以致于人们发出“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疑问。古往今来,人们不仅没有对“时间都去哪儿了”形成过统一的看法,而且往往相去甚远。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也纠结于对时间的理解,并在探讨各种可能的新的时间形式中展现智慧和才华。
人类无法冲破时间的藩篱,任何行为都要在时间中展开。经济是时间中的存在,如何认识和处理时间是经济分析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从属于经济学体系的时间不是“逝者如斯”的自然时间,而是经济学家设定的背景条件,并暗含着某种约束。经济学的发展是一部“时间简史”。经济学家似乎自始自终都在跟“时间都去哪儿了”过不去,不断考验自己的耐心与求知欲,努力开辟理论研究的新领域。经济思想史上诞生了很多不同的时间观,即便信奉相同的时间观,不同的处理方法也可能得到迥异的经济理论。可以讲,对“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运思决定了一种经济分析的基本特征,形成了不同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分歧。分析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两大范式对时间的认识和处理,就能清楚地看出。
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作为参量的时间外在于经济系统,可以从主体和事件中剥离出来,随研究对象的需要而任意设定。瓦尔拉斯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导出一般均衡理论,将时间隐含在效用的表述之中,将变化压缩至瞬间完成,行为人对均衡价格即时作出自动反应。既然所有的交易完全一样,下一个时刻复制上一个时刻,将来不过是现在的延伸,历史没有价值,时间没有实质意义,那么根本不需要时间。毫无疑问,对时间维度的消解有助于数学上的技术处理,但在解释诸如资本、利息等现象时就缺乏说服力。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基调是动态的,第一版序言中就点明“时间因素几乎是每一个经济问题的中心难题”,意识到所有的事件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但中心思想却是静态的,有选择地忽略时间的影响。他在处理时间问题时有困惑与让步,但局部均衡分析范式处理时间的方法是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恒久贡献。关于短期长期的区分、短期均衡长期均衡的描述几乎见于今天任何一本初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形成了新古典中的剑桥学派。庞巴维克首次引入时间偏好概念来解释利息现象,强调“生产期”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资本是某种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网络,但其所涉及的时间明显是客观时间。维克塞尔基于储存的劳动、土地与现在的劳动、土地之间的边际生产力差异,强调有历史才有资本,有未来才有利息。他通过考虑时间维度获得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真正关系,将改造后的资本与利息理论、货币理论成功融进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形成了著名的累积理论。缪尔达尔对时间维度做了更加精致的分析和比较高明的处理,其货币均衡理论强调预期的作用,区分“时点”与“时期”、“事前”与“事后”,犹如一柄利器直抵维克塞尔的含糊和笼统之处。林达尔在动态分析中走得更远,把“计划”看作连接起点和终点的桥梁,人们参照历史并展望未来,为了在未来实现某种目的而在期初制定计划。维克塞尔、缪尔达尔、林达尔等学者一棒接一棒,创立了新古典中的瑞典学派。凯恩斯就业理论的突破口就是对时间维度的处理,认识到“在生产者付出成本到最后的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期间,往往有一段时间间隔,有时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用“预期”概念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结在一起。危机源自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而这正体现了时间的力量,但有效需求理论仍然是移动均衡论,是比较静态的。新剑桥学派代表希克斯从马歇尔和凯恩斯处获得灵感,创立了独特的动态均衡分析方法,以“星期”、“计划”、“预期”为基石来处理时间维度。“星期”不是日历意义上的,而是指价格的变化可以被忽略的一段时间。一个星期内由于价格不变,一个暂时的均衡是可以实现的。一个长时期的变化过程,可以被当作包含有一系列的暂时均衡来处理。“计划”的含义与林达尔的等价,但“星期”是“计划”的间歇期。新古典综合派代表萨缪尔逊提出了连接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对接原理,通过对一个经济系统做动态分析可以得出比较静态定理,而比较静态分析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动态性质。如果动态系统的行为由初始条件决定,依赖于初始条件建立后开始逝去的时间,就可认为它是一个因果系统。历史系统则必须知晓事先指定的初始条件的历史日期。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缓和了有效需求管理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之间的矛盾,展现了处理时间的别样方法。理性预期假设行为人能够“前瞻”地阐明各种变化和状态的结果的可能性分布,并运用概率知识进行理性分析;市场出清假设意味着在每一个时间点上,所有的人都观察到结果;意外总供给假设厂商知道自己商品的现价,但对其他市场一般价格水平的了解存在时滞。
总的看,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时间是一种逻辑时间,是经济学家视野内的一个坐标轴,具有实体性、同质性、对称性和可逆性的特征,是一种无人或显现被动、低能的人的时间观,随着时间过程演进的组织、结构、制度、道德、文化传统都不复存在。而演化经济学中的时间是一种历史时间,时间、事件、主体三位一体,作为经济行为的一个内生变量发挥实际作用,是有人或显现主观能动性的人的时间观,能够获取对经济过程的深刻洞察。其基本特点是非实体的,时间固有在事物的持续变化之中,不是容纳事件和过程的容器;时间是不可逆的,永远向前飞奔,任意两个时刻都是非对称的,历史不能被重复;时间是不同质的,在时间推移中新质的要素将被创生,产生新奇和意外。对演化经济理论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对“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运思各具特色,时间体现出了极为复杂的性质。下面择其大端略加阐述。
对时间的阐述、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时间区分为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前者是自然界中的时间形式,是运动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后者源于人的实践,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眼中的时间是一种自身不断扬弃过去,同时生成现在而又走向未来的“活的时间”。物化劳动时间是商品之间通约的标准。劳动者生存时间在扣除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之后的部分即为自由时间,它是衡量财富的尺度。奥地利学派开山鼻祖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的要旨在于研究财货与人的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因果的观念不能与时间的观念分离”,“所有现实的事物都处于时间流中”。他坚持时间流逝是变化的源泉,能够改变经济主体的知识状态,影响预期和决策,改变了正统新古典将经济活动理解为机械程序的积弊。有人说瓦尔拉斯市场发现的摸索过程只需要一分钟,而门格尔的摸索过程需要一个世纪!米塞斯在扛鼎之作《人的行动》中把“时间”作为第五章的标题,作为行为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该章篇幅不长,却包含了书中一些最具感染力和有引申意义的阐述。他认为“变化”的概念蕴含着“时序”的概念,一个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宇宙是脱离了时间的死寂的世界,无法想象无时间的存在和无时间的行动。“‘现在’只是无限小的一刹那,使你忽然间沉入过去之河。”时间只不过是一种绵延,“现在的‘现在’不断地转化为过去而且遗留在记忆当中”。但以人的行动学的角度来看,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现在”是一种真实扩展的存在。第一个使用“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这两个术语的制度学派代表凡勃伦以累积因果的方法来处理时间维度,认为时间具有创造性,具有因果效应。现在的果需要到过去探寻它的因,现在的因需到未来寻找它的果,因果在不断累积着。熊彼特认为经济运行存在着似静态图景的周期循坏,可以将时间分解成一个个不同的时期,上一个时期的结果成为下一个时期的初始条件,每期都发生着基本相同的事情。但他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时候描述了动态图景,经济在不可逆的时间中演化,企业家、创新活动与时间维度不可分割。现代演化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理解为时间之箭的真实过程。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惯例、搜寻、选择3个概念为基础,以遗传选择——变异创新为分析框架,认为时间是事物和过程持续性的一种表现,只有不同质的时间才能容纳主体的创生性行为。向后看,演化过程是历史形成的;向前看,演化过程是指向未来的,虽然受制于历史,但未来是非决定的,充满着不确定性。
“时间都去哪儿了”更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恒久话题,体现了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经济学理论方法的更新过程中从不拒绝从它们那里汲取有效成分,甚至也可以说,经济学的发展路线与自然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路线是同构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持有时间是对事物的运动的量度这一思想,时间的存在是外在的。奥古斯丁转向内在时间,首次把时间问题的研究定位在精神内向性之中,突破了古希腊哲学思想。他认为时间是上帝创造的,不可计算但又不能不计算,明确提出时间的本质是“心灵的延展”,通过“期待”、“注意”、“记忆”来度量时间。牛顿力学的时间观受到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而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好比一架永远按相同速率走动的大钟,衡量着空间所发生的一切运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牛顿的实体时间观,由理性人加和而成的经济世界是可预测可控制的,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瓦尔拉斯把经济学比喻为物理学、数学,基于牛顿时间构建经济理论,获得“经济学中的牛顿”称号。康德是牛顿的崇拜者,提出了“持存性、相继性、同时并存”3种时间样态,但尝试时间本体化,把时间与“我”相连通,赋予时间以特殊意义,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时间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他认为空间是感知一切外部现象的先天直观条件,时间是感知一切内部现象的先天直观形式,空间最终依赖于时间。黑格尔主张时间与物质运动是统一的,论证了时间的无限性、永恒性。德国古典哲学的上述思想为马克思所批判地继承,成为其时间观的直接理论来源。热力学第二定律把“时间之矢”引进物理学,首先描述了时间不可逆性。爱因斯坦证明时间可以变慢,可以拉长,可以被“撕成碎片”,结束了“绝对时间”。人们感受到引力的同时,也在感受着时间节律的即兴演奏;下落的物体被拖到了时间流逝更加缓慢的地方。萨缪尔逊的对接原理表明可以在时间无涉的条件下获得动态均衡的稳定性,成为“经济学中的爱因斯坦”。现象学运动创始人胡塞尔继承奥古斯丁开创的传统,其意向性理论将时间分为主观的时间意识和客观的时间两种形式。主观的时间意识是非时钟化的时间,具有内在性和原初性,是一条意识河流。“原初印象”代表现在,“持留记忆”指向过去,“连带展望”指向将来。“现在”不是单独出现的,总是跟刚过去和即将到来结合在一起,是“时间场”。由于“时间场”本身是过渡的,所以其推移就构成了“时间之流”。客观物理时间如格林尼治时间,是时间意识河流构造的结果。时间意识学说的直接先驱是布伦塔诺,其是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现象学得以分别创立并相联系的关键性人物。他首先提出意向性概念,认为“原初联想”创造了表象的新的环节即时间的环节。门格尔、米塞斯深受康德时间的影响,但也受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的布伦塔诺的影响。现在有许多学者认为米塞斯受到柏格森时间观的影响,这固然没错。柏格森时间观去除了康德时间观的空间成分,发现了息息变化、不可分割、反复连续的“纯一”的时间——“绵延”,但缺乏的是“未来不确定性”的成分,而这正是现象学和米塞斯的重要观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关于时间和无知的经济学”,是最接近现象学的经济学。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时间观来源十分复杂,达尔文的进化论时间观、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海德格尔的源始时间观都潜含其中。
“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是一个元问题,一种方法论。时间问题具有特殊性,时间观念是最基本的观念。人们一直苦苦思索,试图进一步领悟其核心秘密,向着科学研究更高发展阶段前行。那么,时间究竟会到哪儿去呢?谁将是“经济学中的霍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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