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再起航 四举措筑牢防风险闸门

（原标题：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再起航 四举措筑牢防风险闸门）

以开放倒逼被动改革变主动改革，将明天的改革变为今天的改革。可以预见，2019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范围和力度将继续加码升级。

3月23日~25日，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京召开。这是每年两会后最受市场关注的一场“盛会”，参会嘉宾来自国内外高层次的政商学三界，可谓绝对的重磅大咖。

过去两天，来自“一行两会”、金融机构的嘉宾均就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透露官方最新、最权威的政策思路和信号。可以预见，今年金融业对外开放将再上新台阶，将更加注重对外开放的高质量高水平，特别是在平衡开放与防风险关系方面完善监管制度。

新一轮金融业

对外开放即将拉开大幕

2018年4月，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了总计11项将在2018年落地的金融开放措施，如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人身保险公司等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等，时隔近一年后再回顾，目前绝大部分措施已经落地，极少数尚未落地的措施法律修改程序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进入2019年，金融业对外开放还将再上新台阶，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即将拉开大幕。易纲昨日指出，我国金融业开放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和空间。针对当前对外开放的水平还有待提高的局面，要做以下五点考虑：

第一，坚持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和标准，以更加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开放要进一步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完善“沪港通”、“深港通”。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第二，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和业务。

第三，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行政审批，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审批效率。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做到规则简约透明。

第五，完善金融监管。中外资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都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使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相匹配。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23日在论坛上也透露，银保监会正在抓紧研究新一轮的开放措施，包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拓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进一步简政放权和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等四方面。

具体来说，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当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一些数量性的条件限制，包括规模限制、年限限制、股东类型限制、持股比例限制等，银保监会正研究取消和放宽这些数量性限制，来吸引更具专业特色的外资银行保险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进一步拓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基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优势和风险控制能力，继续放宽外资机构业务范围，支持外资机构增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使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更加多元化。此外，也会向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参与创新试点的一些新领域，充分激发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市场活力。

三是进一步简政放权，缩减和优化行政审批。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一步减少外资机构行政许可事项，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流程，提高审批效率，让外资金融机构集中更多资源在中国发展。

四是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不断改善外部经营环境。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机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的特点和风险特征，不断建设更具兼容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监管规则体系，为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营造更公平和开放的环境。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也透露，中国的金融部门做好了充分的开放准备，证券领域可以开放、可以竞争。

可以看出，新一轮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将着力提升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表示，高水平开放会增加更多融资渠道，金融开放后会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银行体系，增强资本市场韧性，使融资渠道更加畅通，降低融资成本。

高水平的金融开放

需与防风险相结合

尽管深化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已成为决策层确定的政策方向，但不可否认，仍有观点会担忧金融业开放步子迈大会带来更多风险。因此，如何平衡深化开放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未来高水平金融开放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

不过，易纲强调，金融业开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是开放的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杂性，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具体来说，将从以下四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把握各领域出台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形成政策合力。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进一步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丰富政策工具箱，加强金融市场的实时监测，阻断跨市场、跨区域、跨境风险传染。

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

四是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探索以存款保险为平台，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在李晓鹏看来，金融高水平开放不是一放了之，需要三个结合。一是开放和改革相结合，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国内金融企业内部改革；二是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当前引进来和走出去空间仍很大；三是把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培养国之重器相结合。现在有不少商业银行排名在前面，但总体而言金融实力不够强，特别是综合化金融机构很少，要培养自己的民族金融品牌。

“过去中国开放的经验表明，凡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竞争力都变得更强，提供的服务也更优质，而未开放的领域效率相对要低一些。金融业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中国人民尤其有利。”易纲称，我们在权衡利弊后认为扩大开放利大于弊。同时，我们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上做好相应的准备，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