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与前辈欧阳修、同辈司马光、二程兄弟以及当时大多数正统儒家士大夫不同，王安石和苏轼都丝毫不排斥释老，甚至还都精于佛学。这是他们两人除诗文唱和之外的另一最强烈的共鸣，也让他们得以共同睥睨天下“俗士”。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尝言：“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与王安石谈诗论禅，让苏轼很是愉悦。
到真州后，苏轼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二十天，现存那段时间写给王安石的信有两封。第一封很简短，表达了自己在多年后终于得与荆公朝夕相处的欣慰和欢愉，并请王安石保重身体。上引之文来自第二封，前半部分向王安石报告了自己的下一步打算，后半部分则花了很多笔墨向王安石推荐自己的门生、文坛新秀秦观。
王安石这期间有一封《回苏子瞻简》存世，是他收到苏轼仪真来信后的回复。信中除了寒暄想念与关切之外，因苏轼在那封《上荆公书》中竭力推荐秦少游，故而也谈到了自己对初出茅庐的秦观的激赏。王安石说自己“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并说其侄婿叶致远称赞秦诗“清新妩丽，与鲍（照）、谢（朓）似之”，可谓评价极高。可惜此时的王安石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暮年，少年秦观没有来得及等到他的推荐。不然的话，秦少游后来的命运也许会大不一样。
据秦观说，自己写过一首《梅花》诗，苏轼有和，黄庭坚也很推崇，而王安石曾亲笔把其中“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消尽令人老”两句题在一把扇子上，多年后有人还见过这把扇子。据此，王安石回复东坡信中对秦观的赞美并不是场面话。在诗品方面，他与苏黄二人的眼光有着高度一致，他们三人确实站在了宋诗的顶峰。这封回信中还有这么一句：“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所谓“至言妙道”，就是禅学。可见，除了“诵诗”之外，“说佛”是二人之间另一重要连接点。
王安石之佞佛是人所共知的，在那个主流意识形态对佛学并不算很友好的时代，他曾在皇帝面前宣称，释氏之学与儒学本质上是一回事。他还曾说，“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若放在今人所谓“变化发展的世界观”中看，这话不但有道理，且很有见识。就好像在今天，学术也好，政治也好，真理多在西学里。
我们今天研究王安石的人生轨迹时，会发现一个巨大“悖论”：一方面，他从小就志向高远，立志经世济民，身上充溢了儒家士大夫那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另一方面，他从不汲汲于求仕，特别是在朝廷中枢为官时，年轻时代的王安石以“好辞官”闻名，别人是跑断了腿为求一官，而王安石则是朝廷唯恐他坚辞不接受任命。而在为政方面，一方面，王安石一直被认为是个不惜与全天下为敌的固执己见之人，故有“拗相公”之称；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对权力、金钱、美色……都没什么贪恋，总之，对一切名利都看得极其淡泊。
这似乎构成了一种矛盾人格，表面看非常难以理解，但有文献可查，王安石积极入世、投身政治的根本动力可能恰恰是来自佛心——他要为众生做些什么。然而他在做所有事情的过程中，又全然抱持一种出世心态。这是典型的大乘佛学思想模式，它将出世的发心与入世的作为辩证地统一到一起。
晚年的王安石主动远离政治舞台，离群索居，言行举止越来越像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
公性不杀物，至金陵，每得生鱼，多放池中。有门生作诗曰：“一直须自到池边看，今日谁非郑校人。”公喜而笑之。
时人这段记录也得到了苏轼的旁证，据他后来记：“予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浮。”
相对来说，东坡的天性比王安石洒脱不羁得多，他天生就是一个与佛教毫无违和感的人。他可以自由地出入儒释道三教，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然行走、无缝转换，完全没有王安石那样的凝重与纠结。他与王安石一样钟情于禅学，也像王安石一样结交了众多释氏中人。
苏轼一生，天涯漂泊，四方结友，而且三教九流无所不交。他曾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这点上，王安石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苏轼名声虽大，但不像王安石官做得那么大，更从未执掌过一言九鼎的大权；另外，他性格豁达奔放，好恶也不像王安石那么强烈，所谓“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所以，他的友人都是真心喜欢他，或者是仰慕他文章才情者，很少有溜须拍马、曲意逢迎之辈。
苏轼的至交中，除了像欧阳修、张方平、司马光之类庙堂之上的大人物，最多的便是方外僧人了。他曾颇得意地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许多人听说过佛印这个名字，这位镇江金山龙游禅寺的住持，便是东坡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与东坡先生之间留下了数不清的逸闻趣事，其中不少想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但据此可见二人过从之密切。
相比浑身透着禅意的佛印，钱塘僧人参寥子与东坡之间的深厚情谊更加令人感佩。苏轼是在熙宁中担任杭州通判时结识参寥子的，二人一见而订交。“乌台诗案”后，参寥子受到牵连，被削夺僧籍。但他非但没有因此对东坡有丝毫疏远，反而跋涉两千里到黄州去陪伴苏轼，与东坡先生朝夕相处，共同游山看水、读书论世、填词作诗。参寥子还有另一个名字：道潜，这个僧名就是东坡先生在这段时间为他改的。绍圣（1094年—1098年）以后，苏轼又被一贬至岭南的惠州、再贬至海外的儋州，此时，身在江南的参寥子又一次想要远赴儋州与苏轼相伴，但这次被东坡严词劝退了。然而两人的交往从未中断过，以至于他的名字在苏轼的诗文中竟出现过一百多次。
十四
如果说王安石对佛学的爱好更多地是一种有目的的义理探究，以及对人生真谛的追寻，那么苏轼与禅学真可谓浑然一体，他与那些僧人们的交往也往往充满了人间常情，温暖而生动。早年在杭州西湖游历一座山间寺庙时，他就曾对参寥子说过，自己“前身山中僧也”。他平生未尝到过那里，但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却格外熟悉和亲切，甚至方丈室至忏堂共有92级台阶，他都未至而先知。
想来正是因为这段奇缘，有人传东坡的前身是五祖戒和尚。此后关于他的身世越传越神秘，据说就连哲宗皇帝都好奇发问，而左右坚称，有确凿的“公据”证明“轼生西方”。南宋时，又有人传，苏轼的第十三世前身是汉朝文景时代的名臣和文士邹阳；还有人说，苏轼的后世便是南宋著名的径山杲，即大慧宗杲禅师……多年后东坡先生去世时，陪伴在他身边的除了他的家人，还有两位友人，其一便是另一位僧人——杭州径山寺的维琳长老。这是他一辈子与佛门不解之缘的真实写照。
长期浸淫于佛学，对王安石和苏轼的文学与人生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这里仅举最浅显的一例：苏轼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一句“谈笑间，樯橹（一作‘强虏’）灰飞烟灭”，如今已是家喻户晓。其实“灰飞烟灭”这个词，最初是出自大乘经典《圆觉经》，在苏轼之前很少有人用到它。正是东坡的“创造性转化”，把这个典型的佛学词汇变成了一个常用成语。
有趣的是，在佛学上，苏轼也曾与王安石有过一番“斗法”。东坡在《跋王氏华严经解》一文中提到过一事。有一次，他经过济南龙山镇，当地一位名叫宋宝国的监税官拿出一本王安石的《华严经解》对他说：“荆公对于此道可谓登峰造极！”东坡问宝国：“《华严经》共有八十卷，为何荆公只注解了其中一卷？”
宝国答：“荆公说，只有这一卷是佛之语，其余的都是菩萨之语。”东坡接着问：“如果我从经书中抽几句佛语插在菩萨语中，又抽几句菩萨语插在佛语中，你能分辨出来吗？”宝国答：“不能啊。”东坡说：“别说你不能，荆公自己也不能！”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独具“苏氏风格”的冷笑话：当年在岐下，我听说汧阳猪肉口味天下至美，就派人去当地采购。派去的下人返程路上有一晚喝醉了酒，猪趁隙逃走。下人只好在当地随便又买了一头充数，我并没有分辨出来。那天宴席上，宾客无不惊叹，以为这顿猪肉之美味是其他普通猪肉无论如何都不能比的。后来此事败露，宾客们都惭愧不已。现在，“荆公之猪”不过是尚未露馅罢了。
苏东坡就是天生这么一副“毒舌”，加上又是那样的天纵大才，这是他为什么容易招人忌恨的重要原因。不过，他这段话的最后总结确实浸透着浓浓的禅意，体现出他深刻的禅学造诣：“屠者买肉，娼者唱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净，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苏轼集·补遗》）从这条记载中至少能够得出一点：苏轼曾认真研读过王安石的《华严经解》，并对它做过深入思考。
元丰七年春，王安石患重病，有两天说不出话来。病情稍稍缓和后，他对妻子吴夫人说：“夫妇之情偶合耳，不须他念，强为善而已。”随后握着侄婿叶涛的手说：“君聪明，宜博读佛书，慎勿徒劳作世间言语。安石生来多枉费力，作闲文字。”吴夫人劝慰他：“公未宜出此言。”王安石又说：“生死无常，吾恐时至不能发言，故今叙此。时至则行，何用君劝。”及至病愈，他又颇自悔：“虽识尽天下理，而定力尚浅。或者未死，应尚竭力修为。”
17年后的建中靖国（1101年）夏，历尽千辛万苦从海南跋涉至常州的苏轼病入膏肓。7月28日，弥留之际，东坡先生“闻根先离”，即先失去听觉。维琳凑近他的耳朵大声呼喊：“端明宜勿忘西方！”他是在提醒东坡，临终时想着西方极乐世界，以便往生。东坡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侍立一旁的好友钱世雄也赶紧大叫：“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东坡答：“着力即差。”另一种记载是：“东坡没时，钱济明（世雄）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语亦不受！’遂化。”而当儿子们“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
在各自走向生命终点时，王安石与苏轼二人的关注惊人地一致，都是佛教的终极问题：解脱。但我们恐怕不得不说，东坡先生在禅修的领悟力方面，终究高出王荆公不止一筹。
近千年来，苏轼是全体中国文化人的共同精神偶像。可说是，人人都爱苏东坡。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旷世才华，更是因为，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能从他身上寻找到令自己倾倒的那些精神气质。在现实生活中，苏轼绝非完人，他有许许多多缺点。同时代人里，大概司马温公才堪称完人。然而东坡先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理想的文化人格，生动、丰富而多元，至于无穷。而他所贡献的这一理想人格，又是他所达到的人生境界之投射。如果说儒学与佛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两根支柱，那么苏轼凭借自己的天赋与努力，成功地将它们融为一炉，把它们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了世界。
十五
苏轼过金陵的那段时间，恰好还遇到了江宁知府接二连三换人。
按宗室文人赵令畤《侯鲭录》中记载：东坡刚到时，知府是到任不久的陈绎（字和叔），他还带着龙图阁待制身份。某一日，王安石与苏轼同游钟山，邀请陈绎同行。途中，王安石环顾钟山与长江，突发豪情，让苏轼作词歌咏之，东坡在半醉半醒之间挥毫写就一首《渔家傲》：
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驾飞軿凌紫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
陈绎在这个位子上没坐了几天，就被谪贬去了建昌军（今江西抚州的一部分），那里恰好就在王安石老家临川边上。据说，王安石得知陈绎去职以后，笑着说：“白鹭者，得无意乎？”翻译成当下的话语，意思大概是：“瞧，陈和叔就是你词里的那只白鹭，果然与你八字不合，被你说得飞走了！”听上去隐隐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而从苏轼这首词的前两句看，仿佛也是在与王安石的名作《渔家傲·金陵怀古》及其多首《金陵怀古》七言律诗遥相唱和——致敬之中又带有一分挑战的味道。
然而赵令畤的上述报道存在着多处明显的错谬：
首先，苏轼这首《渔家傲》词有一个副题：“金陵赏心亭送王胜之龙图”；下并有序云：“王守金陵，视事一日移南郡（“郡”当为“都”字之讹）。”也就是说，这首词作于赏心亭下，而非畅游蒋山途中。其次，根据词的内容来看，它本来就是一首送行词，而且被送的主人公应该还是高升，王安石的揶揄“白鹭者，得无意乎？”可谓完全无的放矢。此外，根据序与词句之间的意思推测，赏心亭乃当时水路进出金陵的泊船码头，因它所在的那片滩涂叫做白鹭洲，所以也被称作白鹭亭。据此可见，作这首词是为了给即将离任的江宁知府王益柔送行，他的离任并非谪贬，而是升迁。所以，无论陈绎是否在场，当时的江宁知府并不是他，而是王益柔。
王益柔任江宁知府只一日，就被诏命调去担任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知府，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知府。鉴于北宋时期南京应天府的特殊政治地位，这的确是一次升职。《宋史·王益柔传》说，他比王安石更年长，官场资历也更老。他是仁宗朝宰相王曙之子，年轻时与范仲淹、韩琦那一代政坛巨擘颇有渊源，司马光曾称赞他好学。他也是新法的批评者，在王安石尚未获得大用之前，就曾在神宗面前激烈贬低他。但有趣的是，从那段时间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书信往来与诗词酬和来看，王安石与王益柔也有交往，关系好像也不差。这再一次证明了前文所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将公域与私域分得很清楚，努力不让前者影响到后者。就这一点上说，宋代士大夫远比我们当代知识分子更加“现代”。
十六
对于曾经叱咤大半生的王安石来说，与苏轼这次金陵之会为他清净恬淡而多少有些落寞的晚年，注入了一抹灿烂的亮色。正如王荆公是苏东坡最好的交游伴侣一样，反过来，苏轼也是那个时代的儒生士大夫群体中极少数能够与王安石全方位对话的人。所以，他主动劝说苏轼在金陵买田居住，与自己作邻。这与苏轼的向往差不多一拍即合，多年来他一直希望能在阳羡安居养老，常州与江宁堪称毗邻。
但所有这些美好的愿望都落空了，在紧接着的下一年，即元丰八年（1085年），先是神宗皇帝在春季驾崩，其子哲宗即位，英宗之后、神宗之母高太后摄政，第二年改元元祐，重用司马光等反变法派，启动“元祐更化”，尽废王安石新法；又七年，高太后崩，哲宗亲政，发起“绍圣绍述”，重新起用新党，黜退旧党人士……一场又一场山崩地裂般的政治变局，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
这是苏轼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王安石。
这以后，他又活了17年，等待他的将是比“乌台诗案”更加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命运。但我们的故事到这里该结束了。“金陵之会”将近两年后的春夏之际，元祐元年（1086年）4月，66岁的王安石病逝于江宁。尽管此时新政已被全盘否定，但在司马光主持下，朝廷仍然给予了这位前宰相无比崇高的追荣。王安石被授予太傅之位，苏轼奉诏起草制词。想来，当时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来承担这项使命了。除了他，天下也的确没有第二个人堪当这项使命。这篇制词不长，我将其中的主干部分引述如下：
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在这篇美文中，苏轼十分巧妙地避开了王安石引发的政治纷争，而把重点聚焦于他的道德品格、文章才学和为人风范之上。文章既给了王安石以无以复加的美誉，也流露出少许需要仔细斟酌品味才能察觉出的暗讽，但又不怀有什么恶意。总之，这篇文章虽然总共才300多字，但却集中展露了东坡先生作为古今公认的大文豪的作文功力。毕竟，这是以皇帝的口吻对一个人“盖棺定论”，必须权衡考量，照顾到方方面面可能产生的反应。
那年7月，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奉敕祠祭于西太一宫，又见到王安石题于墙壁上的《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将近20年前的题诗，依旧历历在目。纵然豪放不羁如东坡者，也不免感慨万千，不胜怅仰。他思绪如泉涌，在王安石的题诗下写下了《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
（其一）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其二）
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那一刻，苏轼的脑海里不但闪过自己一生与这位大丞相之间的庙堂恩怨和江湖唱和，也一定忆起两年前与王荆公在金陵街市间、钟山林径中、扬子水泊边的欢声笑语。我们不知道，苏轼这一次隔着阴阳两极与王安石酬诗的时候，有没有再度燃起过压倒对方的好胜心？然而，世间再无王荆公，他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对手和最好的对话者。
两年前的此时，苏东坡依依不舍地告别王荆公，继续沿江而下。分别时分，王安石站在码头上，苍老而孤单。他凝望着苏轼坐的船渐渐远去，喃喃地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这一幕场景，到今天已经过去九百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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