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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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讯 4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行纪检监察组、湖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行纪检监察组、湖南省永州市监委对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原首席业务经理黄志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黄志刚身为中管金融企业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留存、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特权思想严重,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打高尔夫球活动安排;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职工录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他人支付,退休后违规兼职取酬;违规干预下级单位经营活动;违反生活纪律。贪欲膨胀,靠贷吃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获取银行贷款、提高贷款额度等方面提供帮助,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黄志刚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经中国银行党委研究,决定给予黄志刚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经湖南省永州市监委研究,决定将黄志刚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小时前

中国经济有一个谜团:经济增长很快,但股市收益却要低得多。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

从2000年至2024年,中国名义GDP年均增长11.4%,是世界的翘楚。但同期全部A股包含红利的年均回报率只有5.2%,远低于美国的8.5%,和日本的5.1%、德国的4.6%、法国的4.4%相似。相同期间,美国名义GDP年均增速4.5%,股票回报高出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日本股票回报高出经济增长4.6个百分点;德国和法国的股票回报均高出经济增长1.6个百分点。

完整的股票回报包含两部分:价格收益和红利收益。我们平时讨论的股票指数,如上证综指、深证综指、标普500,通常都是价格指数,不包括红利。

我们根据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提供的复权后股价、流通市值等数据,计算了全部A股包含股利的投资回报率。A股股利回报率年均约1.9%,与美国和日本相当,两国均在2%左右;德国和法国股利回报率较高,均在3%左右。可见,红利在股票回报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股票回报低于经济增速6.2个百分点,是股票市场被严重低估,还是另有原因?

IPO制度的特殊影响

中国股市在过去30多年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这一点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有很大区别。

中国市场扩容的过程离不开巨量的IPO。而IPO在全世界又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规律:上市时的股价会被低估,因此上市后会暴涨;但暴涨幅度过大又会导致未来长时间内的回报低迷。

中国IPO价格的暴涨暴跌尤为明显。

根据美国学者JayR.Ritter的统计,2000年至2024年美国新股首日涨幅取简单平均值约为18.85%,2001年至2024年日本的约为73.7%。

Wind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3年,沪深两市主板和中小板股票首日上涨取简单平均值约为88%。2014年,沪深两市对新股首日涨幅进行了限制,规定首日涨幅不得超过44%,这一规定直到2023年实行注册制才被取消。

执行限制期间,沪深两市主板市场首日涨幅几乎都是44%。2023年3月取消限制后至2024年,两市主板股票(含原中小板)首日上涨幅度平均又回到155.3%。

2014年至2020年3月,创业板也遵循了首日涨跌幅的规定,期间发行的新股首日上涨幅度基本都是44%。在此之前的2009年至2013年,创业板新股首日平均上涨约33.8%。2020年执行注册制取消涨跌幅限制后至2024年,创业板新股首日平均上涨约152.5%。

首日涨幅过高必然会影响日后的回报。我们以2000年以来上市的所有股票的首日收盘价为基础,先计算每只股票自上市首日起1年的回报率,再扣除同期上证综指回报率得到超额回报率,最后对所有年份、所有股票的超额回报率进行简单平均:2000年至2013年,所有新股1年的超额回报率平均为-5.3%,2023年至2024年平均为-34.5%,新股回报率整体跑输大盘。

既然新股回报较低,如果剔除新股影响,A股整体回报率会有多大提升?

我们将截止至每个交易日发行时间不满1年的股票予以剔除重新计算回报率:2000年至2024年,A股年均完整回报率提高至5.6%,比原先高出0.4个百分点。显然,投资者如果打新不成功,后期追炒新股不利于长期回报,但即使避开所有的IPO,A股的回报仍然显著低于名义GDP增速。

决定价格的供给与需求

市场中的商品价格由供需决定,股票也是一样。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中长期供给增长超过需求增长,就会造成价格的低迷,反之亦然。

在需求端,居民储蓄是居民能够用来投资的总金额,可作为需求的估算。如果用每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后得到当年储蓄增量,这是每年居民可以用来投资的资金增量。我们以1991年居民储蓄存款为基期,将基期规模和历年增量累加起来,可作为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估算。我们以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为主,以住户调查资料作为补充,根据我们的估算,截至2022年,中国居民可做投资的储蓄款总额约285万亿元,同年,在社科院估算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约277万亿元,两者基本吻合。

以上得到的储蓄额没有考虑居民购买住房的影响。过去20多年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爆发期,城镇每人每年增加将近1平米的住宅面积。同时,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产生巨大的住宅需求。为了计算民众在住房上的投资,我们统计每年全国住宅类商品房销售额。由于商品房只是住宅的一种,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其他性质的住房(如小产权、集体产权)仍占有巨大比例。因此,我们的统计是住房投资的一个下限。把住房投资从每年的储蓄额中剔除,我们就得到每年可用在股票投资中的储蓄。

在供给端,中国股市中流通股份的增加主要有四种来源。

第一种是IPO。除非特殊情况,IPO的股票通常没有限售期。为简化处理,我们假设所有IPO的股票在上市当年全部流通。由于我国新股存在首日涨幅过高的现象,如果采用上市首日价计算流通市值的增加可能高估对市场的影响,采用发行价又可能低估对市场的影响,因而我们用每只股票上市当月月末的收盘价乘以其发行的股份数,汇总后得到各年由IPO增加的流通市值。

第二种是增发和配股,属于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非定向增发和配股的股票通常没有限售期,投资者在认购完成后很快就可以交易。定向增发的股票通常有限售期。考虑到不同股东限售期不同,限售期满后具体的解禁日期和解禁数量也较为复杂,为简化处理,我们假定定向增发的股票,在投资者认购完成后即可流通交易。由于我们估算的时间跨度超过10年,可以降低这种限售期的影响。我们用每只股票增发或配股当月月末的收盘价乘以其发行的股份数,汇总后得到各年由增发和配股增加的流通市值。

第三种是公司在IPO之前由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有的股份(下称“首发原股东”),这部分股份在公司上市后有36个月的限售期。CSMAR数据库详细提供了自2000年以来每只股票首发原股东的解禁日期和解禁股份数,根据每只股票解禁当月月末的收盘价和解禁股份数,汇总得到每年由首发原股东解禁增加的流通市值。

第四种是由股权分置改革增加的流通市值。中国在股票市场初创期,上市公司多为国有企业,当时规定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2007年以前,A股市场上流通股市值占比不到30%,非流通股股东只能通过场外协议转让。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核心的内容是让非流通股流通起来,真正做到同股同权。2005年至2013年,历经8年,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CSMAR数据库提供了每只股票由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解禁股份数和解禁日期,我们根据每只股票解禁当月月末的收盘价和解禁股份数,汇总得到每年由股权分置改革增加的流通市值。

综合上述估算方法,2000年至2024年,A股流通市值从约1.6万亿元增加值到77.5万亿元,年均增长17.7%。相同期间,可供股市投资的储蓄规模从约12万亿元增长至约183万亿元,年均增长12.1%,A股供给增加超过需求5.6个百分点。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增速?显然,在老百姓的财富构成中,房产和股市的比例在上升,存款的比重在下降。

从来源上看,流通市值的增加首先来自股改和首发原股东解禁,这两部分增加的流通市值约32.7万亿元,其中,首发原股东释放了26.9万亿元,股权分置改革释放了5.8万亿元。其次是由融资IPO和增发配股带来的,二者增加了约28.4万亿元,其中,增发配股增加约19.4万亿元,IPO增加了约9万亿元。

从不同阶段看,2000年至2011年股市供给增速超过可投资资本的增速最大,A股流通市值年均增速约23.8%,可投股市的居民储蓄总额年均增长14.2%,供给增速超过可投资本增速将近个10个百分点。

上述四种来源所增加的流通市值占总流通市值平均约29.6%。由此可见,这段时间,A股供应量增加确实很快。在同样的期间,市盈率年均下降5.7%;特别是2000年至2005年间,市盈率年均下降10.5%。

来自基本面的解释

估值下挫的另外一个可能因素是对基本面预期的下调。

公司在市场中的估值来自于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将来盈利能力的增长。2000年至2011年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名义GDP年均增长15.5%,GDP资本形成额年均增长19%。同一时间,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1.3%,总资产年均增长16.7%。但公司净利润年均增速却只有7.9%,比营业收入低13.5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自2011年开始增长明显放缓,2011年至2024年,名义GDP年均增长8%,GDP资本形成额年均增长7.3%。同一时间,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年均增长7.3%,总资产年均增长10.4%,净利润年均增速只有3.9%,比营业收入低3.4个百分点。

尤其是2022年、2023年和2024年,上市公司净利润年均增速持续三年负增长,分别约-2.8%、-1.9%和-1.1%。截至写稿日,2024年年报尚未报出,文章使用的是2024年3季度同比增速。

当公司的盈利能力增长缓慢时,投资者就必然会下调对将来增长的预期,估值水平也随之下降。这属于理性预期。那么,名义GDP增长这么快,上市公司投资增长这么快,收入增长这么快,但盈利为什么却这么低呢?

净利润增速低于营业收入增速表明利润率在持续下降。根据我们的估算,2000年至2011年,销售净利率年均下滑11.1%,2011年至2024年,年均下滑3.2%。我们计算了574只自2000年至2024年都有持续经营公司的数据,这些公司拥有从2000年至2024年完整的股价和财务数据。2000年,这574家公司的销售净利率约8.7%,2011年下滑至6.6%,2024年下滑至5.5%。我们还计算了CSMAR中有从2011年至2024年连续数据的1656家相同公司的销售净利率,从10%下滑至8.6%。尽管上市公司营收和投资增速与经济表现比较一致,但销售净利率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净利润增速与经济增长的速度。

投资、收入增长快,利润率却下降?

在分析公司的基本面时,我们要意识到,资产的增长和收入的增长都属于投资行为。投资使公司的规模增大,而资产和收入都是规模的不同表现。

但公司规模增大不见得能有更多盈利。盈利水平取决于竞争态势:如果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就很难赚钱,无论规模有多大;如果市场竞争不激烈,企业就容易赚钱,虽然规模不见得很大。最近几年,中国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把竞争超级激烈的状态叫“内卷”。

显然,中国的上市企业资产增长快、收入增长快,但利润增长慢,说明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属于“内卷”状态。为什么会“内卷”?

因为供给很大,但需求较小,还因为过度投资。过度投资的一个表现是价格上涨的幅度有限。中国长期经济高速增长,但通胀保持相对低位是一个例证。2000年至2024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年均增速只有2.1%和1.2%。其中,2000年至2011年,CPI和PPI年均增长约2.4%和2.6%,2011年至2014年更是下降至1.8%和0.1%。过度投资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上。2000年至2023年,我国商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9%提高到14.2%,而美国从12.1%下降到8.5%。

投资是和消费相对应的:投资的比例大,消费的比例就会小,反之亦然。结合资金流量表和住户调查资料,2000年至2023年,我国GDP资本形成额年均增长12.7%,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2%,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0.8%。2000年至2011年,投资增速最快达到19%,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约14.2%,消费增速却只有12.5%。2011年至2024年,这种趋势才有所缓解,投资增速放缓至7.3%,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至8.6%,消费约9.3%。

为什么会过度投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长期保持了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这样有利投资,但不利收入和消费。2002年至2024年,我国名义GDP年均增速约11.5%,同期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只有约3.4%,利率水平远远低于名义经济增速。同一期间,美国名义GDP增速约4.5%,10年国债收益率平均约3.1%。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迅速的1975年至1990年,名义GDP年均增速为7.7%,10年国债基准收益率约为6.8%。

过度投资的另一种机制是我国长期重视工业发展,财政政策向工业企业倾斜。1994年至2024年,我国出口退税总规模约24万亿元,政府实际收到的消费税和增值税总额约100万亿元,出口退税金额占退税前两税规模约19.5%。

在土地费用上,地方政府也给予了工业企业优厚的补贴。中国工业用地的价格一直显著低于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截至2024年,工业用地挂牌均价约267元/平方米,住宅类用地约3168元/平方米,商服用地约1358元/平方米,其他用地约780元/平方米。2008年至2024年,工业用地挂牌均价年均下降0.8%,住宅、商服、其他用地分别年均增长8.3%、1.4%和1.1%。显然,这种不同的价格表现是因为地方政府是从老百姓的住房消费中征税来补贴工业生产的。

总结

在成熟的经济体中,资本市场的表现和实体经济的表现往往是同步的。经济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就强,股价就会上升。长期下来,股价的攀升可以和公司的盈利能力一一对应。

但这种简单的模型不能直接在中国套用。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都是在高度不平衡的情况下高速增长的。短时间内,无论公司的基本面怎么样,如果证券的供给很大,但可供投资的资本较少,就会造成估值的下挫。对于市场的形成来讲,这种“短时间”可以是几年、十几年。

我国经济的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和外部市场,同时弱化收入增长、内部市场。要达到这些目标就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向投资的高度倾斜。

企业在这种宏观政策的激励下,由于竞争压力,通过投资来占据市场份额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竞争手段。然而,由于内部市场有限,投资带来的产能使得竞争白热化,产生“内卷”。

因此,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GDP增长很快,公司投资增长很快,收入增长很快,但利润增长却较慢,利润率持续下降。由于公司的估值来自利润和利润的增长,在这种环境里,经济增长很快,但股票却赚钱很少。

显然,打破这种怪圈的要点并非来自资本市场本身,而是依赖经济结构的转型,让消费和投资平衡发展,用市场拉动投资,而不是用投资催生市场。这种方向的改变可以增大市场需求,降低相对供给,减弱公司间竞争的强度,提高利润率和利润的增长,最终导致股价的上升。

(刘劲系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陈宏亚系长江商学院研究员)

9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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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春假”成了热词。全国多个省市的大中小学纷纷宣布放春假,与清明假期或者五一假期连休。这是对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的回应,该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

其实,春秋假并不是全新事物。过去,在农村的中小学,春秋两季农忙的时候都会放春秋假。后来,随着双休制度的推行,这种放假安排逐渐被取消。近些年,对春秋假的呼吁又开始在舆论出现,因为在没有春秋假的情况下,想开启亲子游的家庭只能在寒暑假和国庆、五一长假扎堆。抢票的艰难、调休的疲惫、扎堆的拥挤以及气候的酷热或严寒,都让人苦不堪言,度假失去了它本应有的松弛。

能缩短寒暑假,增加春秋假吗?此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曾联合问卷网进行过一项调查,71.3%的受访者支持在大中小学放春假。可见,人们对这一假期是有期待的。

杭州是人们羡慕的对象,这座城市从2004年起开始探索给孩子放春假,让很多家庭得以错峰亲子游。现在,春假逐渐推广开来,但不少人心里却喜忧参半:喜的是不用羡慕“别人的假期”了,春看莺飞草长,秋赏层林浸染有可能实现;忧的是自己的带薪休假还不能充分落实,甚至自己还身陷996的泥沼,孩子凭空多出了几天假期,别说亲子游了,谁带孩子都是问题。有的家长就直言:一听说孩子放假头都大了。

我们乐见对春秋假的热议以及各地紧锣密鼓的尝试,但客观地说,春秋假的推进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依靠教育系统的一己之力。我们要读懂春假背后的难与愁。在给学生放春秋假的共识之上,还应有一个更大的共识——每个人的休息休假权都应该得以保障。从“996是一种福报”到“人力资源部赶员工下班”,我们需要这样的观念转变。

先减少无谓的加班,再落实带薪年假,让家长和孩子的假期同频了,才能真正实现春秋假的意义:拉动消费,也丰富孩子的休闲时光,增进家庭的幸福感。否则,春秋假反而成了枷锁。去年9月,杭州一名家长就建议取消中小学春秋假,理由是:孩子放假在家,父母却在上班,怎么办?杭州市教育局公开回应称,对春秋假期间无能力照管孩子的家庭,可以通过开展春秋游、课后服务等形式,帮助其解决后顾之忧。这种方式其实不太现实,如果是学校组织的,估计没有几个家长愿意在其他孩子都休假的情况下把自己孩子送到学校托管,孩子也不愿意;如果是参加私立机构的研学活动,则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长远来看,保障人们休息休假权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将有所裨益。要提高人们的消费力,一是要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二是要把时间还给人们,有钱有闲才有消费。当人们得到了充分的休息,身心就不会那么紧绷了,整个社会也会松弛下来,在相对平和安定的氛围中良性前行。

今年,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春假的主题是“去赏花、去恋爱”——很青春飞扬。人们忧心当下持续走低的结婚率,但其实,让年轻人先有“生活”,才会有水到渠成的恋爱、结婚和生育。如果借春假这一波潮流,将带薪年假落实下来,让休息休假权被依法保障,对整个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

9小时前

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补充资本,终于“靴子”落地。

2025年3月30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集体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下称“定增”)预案的公告。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财政部将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补充资本。

按照相关政策部署,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将按照“统筹推进、分期分批、一行一策”的思路实施。广发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倪军,将此次国有大行定增比喻为“兵马欲动,粮草先行”。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增资将进一步夯实国有大行核心一级资本,提升其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同时,定增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增发带来每股收益摊薄后如何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等问题备受投资者关注。

定增价格的考虑因素

根据公告,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拟向财政部进行定增,交通银行拟向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定增,邮储银行拟向财政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定增,分别募集资金不超过1650亿元、1050亿元、1200亿元和13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的定增价格分别为6.05元/股、9.27元/股、8.71元/股、6.32元/股。

3月31日,在上述四家银行召开的定增投资者说明会上,关于定增价格、如何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等问题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话题。

交行此次定增的发行价格为每股8.71元。交通银行董事会秘书何兆斌表示,该价格符合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交行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80%的规定,并且较当前公司股票价格还有较大幅度的溢价。这样的定价主要基于多个方面的综合考虑。

何兆斌表示:“一是体现大股东对交行长期发展的信心。本次发行完成后,财政部将成为交行的控股股东,在定价上,我们考虑了控股权溢价的因素,体现了大股东财政部对交行经营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有利于增强其他股东对交行长期发展的信心。二是兼顾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发行定价远高于当前市场股价,在有效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原有股东权益的稀释,充分考虑了二级市场中小股东的利益。三是符合市场化原则。目前银行股在二级市场的股价普遍长期破净,这个市场价格是市场各方接受的公允价格,其中国有投资者减持存量股票也是按照二级市场的价格。因此,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定价上就不宜与市场价格偏离度太大。”

建设银行此次定增的发行价格为每股9.27元。建设银行首席财务官生柳荣表示,此次发行价格是在统筹考虑原有股东和增资股东的利益、市净率、资本补充规模、市场形势等因素,会同定向增发对象合理确定的。此次发行兼顾了原有股东、增资股东利益。建设银行此次增资对原有股东每股收益摊薄比率较小,但增资定价较A股当前市价溢价较高,有效保护了原有股东利益。

对于定增发行价格的考量,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卓成文表示,此次发行股票价格为每股6.05元,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中国银行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80%,符合监管规定。此次发行定价统筹考虑了新老股东利益、资本补充规模等因素。此次发行完成后,中国银行的资本实力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提升,整体经营更加稳健,市场竞争力将不断提高,包括原有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将持续受益。

邮储银行副行长、董事会秘书杜春野表示,当前的定价安排,兼顾了新老股东利益和银行长远价值提升,能够最大化实现多方共赢,对市场形成正向引导,提振银行股估值,提高股票交易流动性,有效增强市场信心。

中小股东权益受关注

定向增发后,几家国有大行的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面临一定程度上的摊薄效应。

对于如何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生柳荣表示,定增发行完成后,建设银行净资产规模相应增加,短期内可能对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有一定摊薄效应,但影响较小。一方面,该行在确定发行价格时,已在二级市场价格基础上适当溢价,充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另一方面,此次发行后,该行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增强,确保在市场环境变化、资产质量管控及非预期事件冲击中保持合理安全边际,更好发挥国有大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作用,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虽然在此次发行后,交通银行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在短期内将有所摊薄,但从中长期来看,此次发行是保障交通银行长远发展、提高中小股东投资收益的必要之举。”何兆斌表示。

何兆斌表示,首先,此次增资将进一步夯实交通银行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基础。从长期来看,这符合中小投资者尤其是长线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此次发行方案中已充分体现了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一方面,此次发行定价较近期市场均价有较大幅度的溢价。财政部以溢价参与此次大额定增,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最大限度降低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摊薄。另一方面,参与本次认购的投资者均承诺了5年的股票锁定期,愿意长期持有交通银行股票,不会在短期内对二级市场产生冲击,有利于维护交通银行股价稳定。

何兆斌同时表示,交通银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相关议案。交通银行将采取以下措施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并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一是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合理的资本回报水平;二是将继续坚持资本约束理念,不断优化风险资产结构,稳步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和资本收益水平;三是将持续优化资产结构,鼓励低资本消耗业务的稳健发展,加速推进盈利模式转型;四是将继续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倪军认为,增资对股息率摊薄有限,高股息价值仍在。在测算增资后,四家国有大行2024年的A股股息率仍均高于4%,股息率降幅均小于1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增资后规模增速提升对净利润的改善,动态来看,增资对股息率的摊薄效果更小。

长期利好

截至2024年末,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4.48%、12.20%、10.24%和9.56%。此轮增资后,四家国有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提升至11%以上。

银行补充资本金,有多种渠道和方式,为何选择定增方式?生柳荣表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是建设银行当前最佳的融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可以实现对建设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及时有效补充,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兼顾效率性和稳定性,对夯实建设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抵御风险的水平和盈利能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此次定增符合建设银行业务发展和资本补充的需求,是现阶段最符合建设银行实际情况的资本补充工具。此次定增属于政策利好,认购资金来源于特别国债发行,且已提前锁定增发对象,不会对二级市场产生“抽血”效应。

倪军认为,此轮增资对四家国有大行股价的影响长期利好、总体中性。其一,即使不增资,随着规模增速放缓、净息差收窄和利润增速逐步放缓,大行的股息率也会逐渐下行。增资虽然短期一次性摊薄股息率,但中期(两三年内)可有效支撑规模增速,有利于大行股息率长期保持稳定。其二,国有大行作为低风险、类国债资产,其稳定性本身包含着国家背书的底层假设,即在周期下行时期政府注资的可能性,市场应有所认知,股价可能已包含政府注资的考量。其三,今年行业的经营环境有变,随着财政政策加快发力,银行资产荒逐渐不荒,经济复苏已在路上,国有大行在周期底部补充资本属于“兵马欲动,粮草先行”,长期来看可视作利好。

对于如何确保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卓成文表示,中国银行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资本管理,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尽量减少此次发行对普通股股东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充分保护中国银行普通股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中国银行拟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强化募集资金管理,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二是推动战略转型发展,优化全球化综合化服务能力;三是加强资本精细化管理,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四是筑牢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降低资本消耗;五是落实市值管理机制,重视投资者回报。

9小时前

三月下旬,外资药企的全球CEO密集到访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还有一些参加了第六届国际医药创新大会。

据经济观察报不完全统计,近一周有十几位跨国药企的全球CEO到访了中国,包括:辉瑞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艾伯乐(AlbertBourla),诺华公司首席执行官万思瀚(VasantNarasimhan),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Pas-calSoriot),罗氏创始家族代表、罗氏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安德烈·霍夫曼(AndréHoffmann),礼来制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戴文睿(DavidA.Ricks),武田制药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卫博科(ChristopheWeber),CSL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保罗·麦肯齐(PaulMcKenzie),勃林格殷格翰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冯保和(HubertusvonBaumbach)等。

医药行业是政策密集型行业,药品审评审批、医保谈判、药械集采、进院最后一公里等政策都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市场表现,外资药企也不例外。

从公开的行程来看,这些来华的外资药企CEO们,重要的行程之一就是与政府官员见面。此外,考察业务、与客户会面、与业务合作伙伴交流也是常见的行程安排。

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中国市场对外资药企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密集访华的背后,这些全球CEO们在关心什么?期待什么?

新朋老友

万益特全球首席执行官陶克瑞(ChrisToth)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新朋友。这也是万益特自今年初正式成为独立公司以来,在华的首次高规格亮相。

陶克瑞告诉经济观察报,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他很高兴能与政策制定者以及各位行业领袖就中国医疗未来展开深入交流。

2025年2月,百特医疗肾脏护理业务正式分拆成为万益特,一家全新的重要脏器疗法公司。万益特传承了百特医疗70年来在全球肾脏护理领域的创新和引领。

万益特在中国市场深耕35年,并已建立了全价值链本土化实践,中国总部位于上海,拥有三家生产基地、一家研发中心和一家技术服务中心。其中,万益特苏州研发中心今年已经成立10周年。

陶克瑞表示,中国市场对万益特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在他看来,数字医疗技术是行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以居家透析为例,通过数字化技术能够提升患者透析治疗体验、优化医护团队的工作流程,并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保罗·麦肯齐(PaulMcKenzie)今年也是第一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他表示,中国政府对医疗健康产业的大力支持,为CSL这样的跨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CSL是中国市场白蛋白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在中国的运营实体是杰特贝林。过去五年,杰特贝林为中国患者提供了超过8000万支白蛋白。

此次中国之行,麦肯齐还与杰特贝林领导团队拜访了北京协和医院以及上海瑞金医院,与医院领导及相关科室负责人交流,探讨了中国罕见疾病的诊疗挑战。

武田制药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老朋友,今年是武田制药连续第六年参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卫博科近期携武田全球管理委员会核心成员再次到访中国。

卫博科的整个访华行程中,除了有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还有第六届国际医药创新大会。在与各界部委领导、业界商业领袖、医疗专家学者等的交流中,卫博科再次强调了武田制药对中国医疗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信心,以及持续深耕中国、推动行业发展的长期承诺。

自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武田始终与中国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武田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覆盖新药开发、生产、供应保障以及商业化的完整医药价值链。“中国对于武田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推动前沿创新,并不遗余力地将突破性的疗法引入中国市场,惠及患者,这一战略要务与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进程高度契合。”卫博科表示,期望能持续推动生物医药创新,携手更多战略伙伴,进一步释放数字与科技潜能,助力中国医疗健康领域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造福更多患者。

加码中国市场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前,3月21日,阿斯利康宣布了最新的25亿美元投资计划——在北京建立第六个全球战略研发中心,并达成多项重大研发与生产合作。

这项未来五年的投资计划是阿斯利康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它同时还包括了阿斯利康与和铂医药、元思生肽、康泰生物三家生物科技企业达成的合作协议,以及近期宣布的珐博进中国收购协议。通过这一系列部署,阿斯利康预计在北京的员工人数将增至1700人。

苏博科表示,这项25亿美元的投资,说明阿斯利康对北京世界级生命科学创新生态系统有信心,对这座城市广泛的合作机会和卓越的人才资源有信心。这也体现了阿斯利康对中国的坚定承诺。阿斯利康第六大全球战略研发中心将依托北京在前沿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科学领域的优势,成为支持阿斯利康将创新药物带给全球患者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2024年,阿斯利康重回中国区营收第一,中国区总营收实现11%双位数增长,达到64亿美元,占全球收入12%。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引进的创新药物,2024全年,阿斯利康共有8个新药及新适应证在中国获批。

这次宣布要建立的北京全球战略研发中心,是继上海全球战略研发中心建立后阿斯利康在中国建立的第二个全球战略研发中心。同时,阿斯利康在北京将开展一系列新的研发合作,其中包括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在转化医学研究、数据科学和临床开发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阿斯利康还签署了两项合作与授权协议,包括与和铂医药达成多特异性抗体疗法的研发合作,以及与元思生肽达成大环肽类药物的开发合作。此外,阿斯利康还将与康泰生物成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进行呼吸道疾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创新疫苗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

一位接近上述交易的人士表示,如果拆分来看,阿斯利康的各项交易金额虽然不低,但也不算最高。但是总计25亿美元,且攒在一起宣布,“足够体现阿斯利康对中国市场的承诺和诚意”。

武田同样也看好中国市场,武田中国从2020年至今,业绩发展始终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在中国市场跨国医药企业排名从2017年的第23名大幅跃升至2023年的前10行列。

今年年初,武田中国宣布与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四川成都建立武田中国创新中心。该创新中心将专注于数字医疗创新,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开发数字医疗产品和解决方案,为中国患者创造更全面的医疗服务价值和个性化治疗体验。

卫博科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潜在的医疗健康需求也在持续增加。武田中国创新中心将拓展武田的数字创新战略蓝图,帮助武田更好地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9小时前

2020年,为推动公司全球化业务快速发展,中联重科董事长、CEO詹纯新临时召集了公司七位海外区域负责人开会。

他原本以为部分海外业务负责人可能身处海外,会以线上形式参会,结果是:这七位负责人全部出席了会议,因为人都在长沙。

在1992年中联重科成立之初,詹纯新就将全球化确立为中联重科的战略目标。但截至2020年,中联重科海外业务收入占比仅有不到6%。

这次会议上,詹纯新将2020年定为中联重科“出海元年”,并抛出了“航空港+地面部队”的直销模式。这一模式改变了此前以海外事业部为核心的层级架构,让中联重科能够最大程度地贴近海外市场。

经过四年时间,2024年中联重科的海外业务收入达到233.8亿元,营收占比超过50%,利润贡献超过60%。

2025年3月下旬,在新落成的中联智慧产业城会议室里,詹纯新率公司高管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这个故事,用以说明中联重科在过去数年间推动的三项重要改革:全球化、多元化和数字化。詹纯新认为,通过这三项改革,中联重科已经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经过数年发展,仅从营收结构看,中联重科已经与以往全然不同:2024年,中联重科海外市场营收占比过半,高空作业机械、土方机械、农业机械和矿山机械等新兴业务营收占比近半,而与国内房地产市场高度相关的业务已缩减至13%左右。

按照中联重科海外业务的发展计划,三年后其海外业务营收应该达到一百亿美元。这将是中联重科一个新的里程碑。此后,该公司还在推进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2024年中联重科发布了两款人形机器人产品,2025年预计将发布多款同类产品。

以当下汇率粗略计算,一百亿美元的海外业务营收目标刚好相当于中联重科年营收的历史高峰。这一高峰曾出现于2021年。

2021年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逆转阶段,与2013年“四万亿政策”退出时情况类似。

在2013年周期逆转后,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曾经历了一段艰难时光。但这一次,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数家中国工程机械巨头们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开始在全球化和多元化转型中逐渐地过渡到下一个增长曲线上,并渗透进入到国际巨头的核心阵地。

与不少再次陷入周期的行业相比,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似乎从上一轮周期中吸取了更充分的教训。“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周期性的企业了。”詹纯新说了两次。

灯光长明的五层

中联重科全球总部科研大楼的五层时常在深夜亮着灯,因为几乎所有和国际业务相关的部门都被安排在了这层楼。

中联重科联席总裁王永祥是整个五层的指挥官。他曾是中联重科国内运营部门的负责人,2022年受命成为中联重科国际业务的负责人,负责具体执行和推进公司的全球化战略。

此前,中联重科的全球化业务主要按区域推进,这种组织架构常见于大型企业的海外战略中,但这种架构的问题是:后方指挥作战的人和前线离得太远,熟悉本地化市场的人和熟悉产品的人之间离得太远。

2020年后,中联重科开始推进全方位的全球化转型,即从企业的组织、战略、研发、制造到市场,都进行了全面的全球化转型。

比如,中联重科设有海外公司,各事业部也均设有面向海外的部门;事业部在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上也区分了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整个公司从上到下,从产品研发设计的源头开始,都“一分为二”地进行了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区分,以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地区客户的需求。

在海外拓展中,中联重科采用了“航空港+地面部队”的战术。在“航空港”内,由熟悉本地化的当地业务人员组成“地面部队”,主要负责市场拓展,获得市场线索后,再由熟悉业务的产品事业部人员担任“飞行部队”,及时跟进。数字化建设则让整个链条形成闭环。比如,总部可以一目了然地掌握全球市场每一条销售线索的后续跟进情况,包括销售完成、生产进度和售后等。

中联重科将这一系列全球化转型总结为:端到端、数字化和本土化。

而这一系列转型的核心目标是将此前在国内行之有效的直销体系移植到海外市场。与分销模式相比,直销模式在存货上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毛利率更高。

转型的推动让中联重科海外业务占比从2022年开始大幅度提升。2021年,中联重科海外业务占比不足9%,2022年提升至 24%,2023年达到38%,2024年则超过了50%。如果从利润角度来看,海外业务的利润贡献已经超过了60%。

中联重科预计,2025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筑底和基建回暖,国内传统工程机械市场将企稳复苏。但从总体来看,国内市场不会再有大量新客户入局,市场竞争将以存量为主,未来的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海外市场。“我认为全球化虽有挑战,但前景非常好。现在我们正在渗透过去由老牌欧美日品牌主导的市场。”詹纯新预计,2025年中联重科海外业务占比将有望接近60%。

到2025年底,中联重科预计将拥有超过一万名海外员工,占这家公司员工数量的1/4至1/3。

多元化

中联重科的员工正逐渐从位于湘江边的老办公楼搬迁至位于长沙市高新区的中联智慧产业城。目前,已经有不少员工在产业城中巨大的新办公楼里工作。

中联智慧产业城目前已经建成总部科研大楼以及土方、高机、混凝土、起重机四大主机智能工厂。

作为千亿级规模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中联重科期待把中联智慧产业城打造成一个多元化产品的中央厨房:在长沙西侧为全球生产。

多种智慧生产技术被用于新园区的产线,以保证生产线能够胜任多品类、小批量、定制化的生产。通过这种生产方式,一位来自沙特的客户提供了色卡,订购十台浅绿色的小型挖掘机,六天后,挖掘机就能出厂并运往海外。

王永祥说,2024年有两千多位海外客户参观了这个大型园区,其中85%的客户在参观结束后直接采购了中联重科的产品。

中联智慧产业城投建于2019年,也是从产业城投建开始,中联重科加快了新兴业务的发展,并形成了多元化格局。

在中联重科的历史上,主要营收来自工程机械领域,其中起重机和混凝土设备贡献了绝大部分收入。

这也是大部分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深陷周期的原因:传统工程机械高度关联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以至于这些企业的销售数据成了中国投资周期的一个先行指标。

在最近四年中,高空机械、土方机械、农业机械和矿山机械的业务在中联重科的营收占比不断提升。2024年,前三类业务的营收占比分别超过15%、14%和10%。这些新兴业务在海外市场同样保持了较高的增速,与海外巨头在几乎所有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

一些更深层次的产业和技术变革支撑了中联重科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尤其是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化和电动化的应用。

以农业机械为例,在高端拖拉机市场,此前动力换挡设备主要依赖德国企业生产。如果采购德国企业的关键零部件,设备价格就会缺乏竞争力。但随着电动化方案的成熟,中联重科研发了全套新能源控制系统,包括电池控制系统和电驱桥等。通过这一系统,中联重科得以参与大型农机的市场竞争。

这种转变并非来自某一家企业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无论多元化或是全球化,中国工程机械企业近年的短期突围是整个产业链能力提升的结果。

据詹纯新介绍,目前中联重科的主要的供应链在国内,包括发动机、液压等。从技术上已经可以完全依赖国内的供应链体系,基本上不存在“卡脖子”的情况。这些国内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也会随着中联重科出海开拓。

另一方面,中联重科也在不断完善自身的供应链体系。目前,已经形成一整套新能源领域关键零部件产业体系,包括新能源动力、传动器、控制器、液压阀、油缸等。“做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给我们的启发是竞争到最后,就是核心关键零部件和核心的算法,即软硬件的比拼。”中联重科副总裁、总工程师付玲说。

在接受投资机构调研时,中联重科方面表示,在工程机械的各个“山峰”,中国企业都已经登顶。例如,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等。但在全球大型高端矿山机械领域,外资品牌仍处于主导地位。然而,中国工程机械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技术积累、产业积累(核心零部件、大型结构件制作工艺、自身应用场景等),已经奠定了攀登顶峰的基础。

这些新兴领域给中联重科带来了双重价值:一方面,多元化的布局平复了周期对公司营收的影响;另一方面,新业务也给中联重科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比如,农业机械和矿山机械都拥有与工程机械同等甚至更大的市场体量,在这些领域完全有机会再造一个中联重科。

一条新的路

如今,在周期股的概念外,中联重科又被纳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具身智能。原因是2024年中联重科推出了两款人形机器人产品——1款轮式人形机器人与1款双足人形机器人样机。

据付玲介绍,近些年,中联重科在信息化、数字化方面已投入超过100亿元,包括软硬件和人力成本。公司旗下中科云谷目前有超过1200名计算机信息和工业互联网工程师。

2014年,中联重科开始投入数字化建设,这种数字化建设开始被用于企业财务、管理,然后逐渐用于生产线上。

当时,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数字化概念已经热起来了,到处都是与之相关的论坛。但詹纯新给数字化团队定了两条规矩:一是只研究中联重科自己产线的数字化、智能化,不给其他企业提供服务;另一条是在做出成绩前,不能出去参加论坛讲经验。

这个团队推动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最终在近年来的中联重科转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直销体系的“端对端”还是生产的定制化,都离不开数字化、智能化体系的支撑。

通过数字化体系,中联重科能知道全球任何一个市场中任何一台设备处于什么状态,如果要维修,需要采购几颗螺丝钉,价格是多少。

设备和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则为中联重科的下一步提供了基础。

在付玲看来,工程机械本身的智能化、生产线的智能化和人形机器人在技术上有共同之处。比如工程机械本身就是最大的智能体,生产线上的工业机器人也是由中联重科工程师的自编软件和研发改进让它变得更智能。

付玲说:“我们在这些工作中吸收了大量的数据,通过数据形成模型,然后不断训练,让场景和数据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人形机器人现在的智慧。”

按照计划,中联重科今年还将发布多款人形机器人产品,并且将建设一个能容纳50个机器人的训练场。同时还会完成simtoreal仿真平台的建设,机器人的所有动作包括对物理的模拟等都将在上面实现。

这些人形机器人将首先被投入工业场景中,积累成熟后将走出工厂,进入农业和特种消防场景,最后再进入日常生活中。

中联重科希望在具身智能领域进一步发力,力争使其成为公司未来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告别周期

中联重科为什么在2014年开始投入数字化建设?答案是这一年该公司遇到了问题。

伴随着中国大基建时代的来临,中联重科在成立后的20年里保持了60%的年复合增长率,直到2013年。

2013年,刺激性政策的退出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增长突然失速,此前因市场高歌猛进和管理粗放而积累的应收款项和存货问题开始爆发。中联重科的业绩从2013年开始下滑,2014年、2015年、2016年连续三年下降,并在2016年出现了自2000年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

为解决历史问题,那段时间詹纯新几乎每周都在开会,一次会议能长达六七个小时,这样的会议连续召开了五十次。会议结束后,大家还要再跑一遍企业,重新签订合同。

也是从那时起,中联重科开始搭建数字化体系,并利用数字化重构了财务、业务体系。这些数字化能力最终形成了一种规则、文化,在中联重科的经营和管理中延续下来。

2021年,国内工程机械迎来了可能是最后一个国内市场高峰期。2022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行业进入新的周期阶段。但与2013年不同的是,中联重科并未出现大幅业绩波动。

中联重科首席财务官CFO杜毅刚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周期性’企业。从数据上看,我们已经逐步实现‘去周期化’,国内房地产与公司业务的相关性正不断减弱,目前占比约为13%。”她认为,2025年中联重科将进入业绩释放阶段,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矿山机械三个产业板块协同发展,再加上公司三位一体的技术支撑,未来的增速应该都会非常好。

詹纯新说:“这一轮我们很有把握,因为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个客户和每一笔订单的情况。”

1992年,詹纯新带领长沙机械建设研究院的七名科技人员,借款50万元成立了中联重科的前身“长沙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

在执掌公司的三十多年里,他带领中联重科应对了种种挑战。有些挑战是肉眼可见的,比如市场竞争态势的变化;有些则是潜在的,比如作为一家混合所有制公司,如何搭建一个更安全有效的股权架构和管理架构。

在公司成立三十多年后,詹纯新认为,中联重科已经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他执掌的这家公司在股权架构上形成了国资、民资、管理层和员工、市场化专业投资者的多方持股架构,管理层年龄呈梯度分布,业务国内国外比例均衡,多元化初见成效,更重要的是,公司已经掌握了关键的零部件和算法的生产研发能力。

在他看来,这些能力足以支撑中联重科在巨大的周期性变化中稳住阵脚。

詹纯新说:“市场是不确定的,但中联重科是确定的。”

9小时前

北京的春寒尚未褪尽,早晨8点,几十位银发老人准时出现在泰康之家·燕园的广场上,跟着音乐打太极拳、舒展筋骨,动作如行云流水。“叮——”一位阿姨的手机震动,生活管家发来消息:“今日课程:9点晨歌,下午3点功能康复训练,晚上7点经络操。”

泰康之家·燕园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景荣街88号,总面积13.8万平方米。燕园里生活着超3500名居民,平均年龄83岁。

支撑起燕园多彩生活的,是穿梭在社区里的一个个年轻身影:他们是由管家、护理、康复、医生、药师、社工、文娱、运动、餐饮、营养、后勤保障等多个专业岗位组成的“1+N多学科团队”。这些服务团队人员规模约1200人,平均年龄35岁。

作为泰康之家·燕园社区总经理,葛明是这个社区的大管家。大到社区的资源整合规划,小到倾听居民长辈诉求,都是葛明的工作日常。

工厂厂长出身的葛明曾经在制造业、物业领域等行业任职。2010年3月葛明来到泰康,2015年成为燕园首任总经理,如今已经过去10年时间。2015年也是保险行业最早探索实体社区养老的年份,如今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布局养老社区建设。在养老服务工作的一线,葛明有哪些思考和心得?

|对话|

经济观察报:燕园社区有约1200名工作人员以及超3500名居住老人,这一规模是否高于养老机构行业的平均水平?在为老人提供服务时,又是如何配置工作人员的?

葛明:随着全球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精神文化等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传统的单一养老模式已无法满足多元化需求。

泰康之家首创了“1+N”多学科照护团队,即每位长辈都拥有一名管家或个案管理师以及N名照护团队成员,包括社工、医生、护理师、护士、康复治疗师、文娱活动师、营养师、运动指导师等成员通力合作。

“1+N”服务模式,以个案管理师或管家为牵头人,以多学科团队为专业支撑,在持续完善的作业流程规范及品质保障体系的支撑下,提供覆盖全人全程的个性化照护计划/服务方案,能保障长辈得到全面专业的照护。

经济观察报:“1+N”模式的服务流程是怎样的,是否有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如何确保服务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葛明:独立区(活力长辈生活区)的“1”即牵头人是管家,由管家来响应居民的需求,他是服务的连接点;护理区(失能半失能长辈生活区)的“1”则是个案管理师,护理区的“1”通常具有护理专业背景。

长辈入住后,会由专业团队对其健康状况、生活需求、心理状态等进行全面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照护服务计划,每位长辈通过“1”来协调所有服务,定期对长辈的健康状况和服务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服务计划,确保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每一年的居民健康体检的数据录入系统,会形成长辈的健康档案,我们会根据长辈的健康指标的变化进行慢病管理,真正做到全人全程个性化服务。“1+N”服务团队会使用统一的评估工具和标准,确保评估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同时明确部门各项服务的标准和流程。

在服务过程中,利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实时监控服务过程,确保各项服务按标准执行,同时通过多维度评估(如客户满意度调查、服务质量评分等)全面了解服务效果,根据评估结果和反馈,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和标准,定期对服务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确保其具备专业能力和服务意识,从而确保“1+N”模式的服务流程标准化,并保持服务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从而为长辈提供高品质的养老服务。

经济观察报:在养老社区中,居民的主要诉求和痛点是什么,泰康之家是如何解决的?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方面,燕园做了哪些探索?

葛明:就医方便,是长辈们的刚性需求。泰康之家以“一个社区、一家医院”的模式建设医养融合社区,让长辈们看病就医更快速便捷,省去外院就医的奔波,医生也有充分的时间跟病人沟通病情以制定治疗方案。同时,泰康之家还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确保长辈们在突发情况下能及时获得救助。

此外,在饮食和文化生活上,燕园也进行了特色探索。

在泰康之家,“食”无小事,以长辈营养健康为基础,开发营养均衡的膳食搭配,甄选天然新鲜的食材,鲜果蔬菜每日直达。

多样的文娱活动,是泰康之家享老生活的特色组成部分,根据居民的兴趣爱好、健康情况等,泰康之家为居民提供极具特色的文娱服务。目前,泰康之家·燕园设立40个俱乐部、48门课程,通过文娱活动让居民的生活变得充实,精神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消除孤独感,具备安全感,享受快乐感。运动指导师会根据长辈自身的身体状况给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帮助长辈们运动和健身。

在服务过程中,“1+N”服务团队精准把握养老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从硬件设施、贴心服务、及时响应等多维度保障居民居住安全。例如,管家会定期检查家中设备,走访调查居民情况,解决居民生活中的大情小事;家庭医生可以整合医疗资源,确保长辈能及时获得专业医疗服务;社工则通过丰富的社交和文化活动,缓解长辈孤独感,提升心理健康。

燕园开业之初就搭建了志愿服务平台,积极开展富有燕园特色的志愿服务项目。运营9年多以来,持续完善志愿服务激励体系,着力塑造义工文化。志愿服务在燕园社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氛围。燕园居民担任乐泰学院讲师、协助筹备文化活动、对外输出公益服务……这种方式不仅促进了社区内的和谐发展,也展现了燕园社区独特的魅力与活力。

泰康之家服务管理部还联合科学种子公益团队,推出对外公益输出项目——“科学先生志愿行动”,邀请泰康居民参与对乡村小学生的科学启蒙和科学答疑工作。燕园社区共有7位居民参与其中,他们曾从事地理、化学、军事、人文等各个领域,这些平均年龄80岁的长辈们与乡村小学生们一同进行科学答疑互动。

经济观察报:泰康之家在推广“1+N”模式过程中积累了哪些经验?这种模式是否适合在其他养老机构或社区推广?

葛明:“1+N”模式可以根据长辈的健康状况和需求变化,及时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多专业整合的服务为长辈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统一的服务标准和操作流程确保了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高效的协作机制确保各团队之间的无缝合作。

“1+N”模式可以根据不同养老机构或社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定制,适应不同的需求和资源条件,通过整合多专业团队和社区资源,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经济观察报:对于未来的发展有哪些计划和展望?在银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优化服务模式?

葛明:下一步,我们将从大型的全功能持续照料医养结合社区,进一步深入探索城市网络化布局,进入“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三位一体的“养联体”时代,满足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不仅服务机构和社区的居民,同时还将面向更多长辈,提升他们在生活品质、财富管理、医疗健康、出行旅居、学习和价值创造,提升我们服务的价值,借助产业互联网,把高品质医疗健康生活服务递送到社区和每一个家庭中去,协调居家、社区、机构三类服务形态,将泰康之家的养老服务经验输送到更多的受众中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泰康之家高品质养老服务。

在银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将积极争取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和保障,推动行业标准的提升和完善。同时开发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产品,满足不同层次长辈的需求,定期对服务团队进行培训,确保其掌握最新的服务技能和标准,利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持续改进服务,坚定落实“服务好”战略,打造养老服务的金字招牌,为长辈们创造更加美好的享老新生活。

9小时前
微信矩阵

“历史最好成绩”“创历史新高”,在近期召开的2024年度业绩发布会上,类似表述频繁出现在上市保险公司的管理层口中。

单从利润指标来看,上市保险公司的净利润增幅在A股上市公司中表现亮眼。

是保单大卖了吗?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

给上市保险公司带来巨额利润贡献的,是投资收益。利率中枢不断下移,消费需求透支,保险公司的经营环境并不是最好的时候。在华丽的利润外衣下,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究竟如何?那些反映一家保险公司经营的核心指标又有怎样的变化?经济观察报将上市保险公司的年报一一拆解分析。

暴增的净利润

“2024年,中国人寿的净利润突破千亿元大关,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2025年3月27日,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人寿”)的业绩发布会上,首次以董事长身份亮相的蔡希良如是介绍公司的业绩情况。

3月28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华保险”)董事长杨玉成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2024年,新华保险的净利润、总资产、原保险保费收入三项指标一起创下历史新高。

其实不只上述两家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太保”)、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人保”)的净利润也都创下历史新高。

诚然,上市保险公司交出了一份华丽的净利润成绩单。

经济观察报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人保、新华保险、阳光保险的2024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266.07亿元、1069.35亿元、449.60亿元、428.69亿元、262.29亿元、54.5亿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7.8%、108.9%、64.9%、88.2%、201.1%、45.8%。

其中,前5家公司合计取得归母净利润3476亿元,日均净赚9.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7%。Wind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A股上市公司的整体净利润同比增长4%,银行业和非银金融行业的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为0.2%、57.1%,净利润同比增长速度超过10%的行业并不多,汽车与零配件、可选消费和医疗保健行业也达到了这一水平。

再来看保费收入和资产规模占比均较大的人身险公司。在财报中,几家公司均披露了人身险业务的经营利润情况(中国平安的数据合并了平安人寿、平安养老以及平安健康险三家公司),这一指标更能反映保险公司核心业务的经营能力。虽然归母净利润增长迅速,但是人身险业务的经营利润却出现分化。数据显示,中国人寿以1156亿元的经营利润排在首位,中国平安人身险业务板块次之,其营运利润规模为960.22亿元,新华保险和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太保人寿”)的经营利润规模排在第三梯队,分别为282.17亿元、275.91亿元;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太平人寿”)经营利润规模也突破百亿,达到105.04亿元。

翻倍的投资收益

跟随利润数据一起大幅增长的,是上市保险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

经济观察报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7家两地上市的保险公司共实现投资收益8833.1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09.9%。

在收益规模上,中国人寿以3082.51亿元排在首位,中国平安以2064.25亿元排在第二位。中国太保、中国人保、新华保险、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太平”)、阳光保险的投资收益则分别为1204.94亿元、821.63亿元、796.87亿元、665.43亿港元、198.5亿元。在增长幅度上,新华保险领先,同比增幅达251.6%,此外,中国人寿、中国太保的投资收益涨幅也在1倍以上。阳光人寿则实现了35.8%的增长。

在投资收益率方面,几家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全线飙升,中国人寿、中国人保、新华保险的总投资收益率均达到5.5%或以上水平,中国太平、阳光保险的总投资收益率分别为4.6%、4.3%。2024年,新华保险的投资收益率达到了5.8%,而其2023年的总投资收益率仅为1.8%。

除受市场变化影响外,总投资收益率的变化也与会计准则的切换有关。

正如中国人保总裁赵鹏在业绩发布会上所说,实施新准则以来,上市保险公司的净利润波动加大,这是全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按照新准则,公司将更多金融资产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浮动盈亏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直接体现在当期利润表中,加大了上市保险公司净利润随资本市场波动而变化的幅度。这部分浮动盈亏如果没有兑现,随时可能伴随资本市场行情而波动。

以中国人寿为例,该公司2024年年初交易性金融资产为1.71万亿元,2024年末交易性金融资产为1.92万亿元,2027.23亿元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对当期利润影响金额高达1190.63亿元。

保险资金配置的大部分资产为固定收益类资产,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太平、阳光保险的固定收益类资产规模占比均在70%以上。

再来看一下剔除股市波动因素的净投资收益率情况。经济观察报统计数据显示,阳光保险、中国人保、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新华保险的净投资收益率分别为4.2%、3.9%、3.8%、3.8%、3.5%、3.5%、3.2%。除阳光保险与2023年持平外,其他6家公司的净投资收益率均较2023年有所下滑。

随着预定利率下调以及“报行合一”政策的全面推进,保险公司的负债成本正在降低。在业绩发布会上,人保寿险总裁肖建友曾表示,目前公司负债端的成本为3.2%。中国平安副总经理、拟任首席财务官付欣表示,无论是新增保单还是存量保单,公司都没有利差损,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一直是高于负债成本的。

进击的人保寿险

判断一家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除了观察常规的资产、收入、利润、投资等指标外,还要观察诸多保险行业特有的指标,例如原保险保费收入、保险服务收入、新业务价值(NBV)、内含价值等。

尽管业绩亮眼,但在谈及行业发展时,几家大型险企高管均提及了行业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利率中枢不断下移和有效需求不足,这都给保险行业的经营发展带来挑战。

褪去华丽的利润外衣,2024年保险行业的“里子”如何?

经济观察报统计的数据显示,2024年几家上市保险公司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均实现了个位数增长。中国平安寿险业务板块、人保寿险、中国人寿、太平人寿、太保人寿、新华保险、阳光人寿分别实现原保险保费3218.21亿元、1060.04亿元、6714.57亿元、1958.66亿港元、2610.8亿元、1705.11亿元、804.5亿元,增幅分别为6.51%、5.3%、4.7%、4.5%、6.8%、2.8%、7.8%。

随着存款利率的不断调整,预定利率下调滞后一步的保险产品承接了部分用户的挪储需求,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呈现稳步增长状态。

再来看新会计准则中剔除了投资成分的保险服务收入。经济观察报统计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人寿、太保寿险、新华保险以及中国平安寿险业务板块的保险服务收入出现了负增长,阳光人寿、太平人寿(境内部分)则分别实现了9.4%、4.6%的增长,人保寿险则实现了23%的增长。

新业务价值是保险公司新业务预期未来产生的利润的折现值,可以简单理解为新单保费对利润的贡献。在2023年的经济假设下,人保寿险的新业务价值增幅达到了114.2%;新华保险在下调经济假设后新业务价值为62.53亿元,同比增长106.78%;太平人寿、阳光人寿的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94.2%、43.3%;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寿险业务板块和太保寿险的新业务价值增长幅度则在20%~30%之间。

内含价值是以往的保单在到期之后将给保险公司带来的回报以谨慎的贴现率折算到今天的价值。截至2024年底,中国人寿的内含价值为14011亿元,中国平安寿险业务板块的内含价值为8350.93亿元,太保寿险的内含价值为4218.37亿元,新华保险的内含价值为2584.48亿元,太平人寿的内含价值为2067.51亿港元,人保寿险的内含价值为1197.31亿元,阳光寿险的内含价值为933.19亿元。

负增长的分红险

寿险行业对利率的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利率中枢的不断下移,寿险公司面临的利差损压力加大。在应对办法上,几家上市保险公司的高管均提及了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对分红险以及保障型产品的销售力度。近两年,不少保险公司也接连推出了分红险产品。

例如,在业绩发布会上,新华保险总裁龚兴峰表示,为应对利率中枢的下移,新华保险计划加大浮动收益型产品供给,重点加大分红型产品转型,不断推出新的分红型产品,聚焦养老财富管理功能,形成高性价比的、有特色的保障产品组合。

太保寿险总经理李劲松也表示,要契合目标客群需求,构建多元产品矩阵,探索以分红险为核心的浮动收益型产品创新,丰富商保年金产品供给,创新健康保障型产品的供给。

但对于保险销售人员来说,销售浮动收益的分红险并不容易。龚兴峰表示,新华保险在反复研判之后,在分红险方面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在业务节奏的把握上将“小步慢走、小步快走”相结合,在不同的渠道体现不同的特色。

2024年,分红险产品市场表现如何,客户的认可度会达到保险公司的预期吗?哪家保险公司的分红转型步伐快人一步?

经济观察报统计的数据显示,除中国人寿外,其他6家公司均披露了分红险销售及占比情况。其中,2024年,中国平安寿险业务板块、太保人寿、人保寿险、太平人寿、新华保险、阳光人寿分别实现分红险保费收入650.4亿元、555.09亿元、330.1亿元、301.72亿港元、282.78亿元、102.31亿元,分红险保费占比分别为10.32%、21.3%、31.1%、15.4%、16.6%、12.7%。分红险的保费规模和占比,均较2023年有所下滑。在保费规模上,上述6家公司中,有5家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滑,特别是阳光保险的下滑幅度达到了28.3%,人保寿险则出现了18.7%的降幅。6家公司的分红险在总保费中的占比也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

9小时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愈演愈烈,技术路径愈发清晰,智能化技术正成为根本性、引领性的通用技术,推动全球各国经济社会深入变革。

通用技术演变的历史逻辑

纵观全球经济史,颠覆性技术创新要成为全社会的通用技术,以更先进、更便捷的技术取代当时的主流技术,才可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社会化生产,进而推动全社会生产力的跃迁。因此,把握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首先要洞察通用技术的特征。

远古时期,钻木取火、结网捕鱼、结绳计数、驯化植物动物等构成了当时的通用技术,为人类生存与进化提供了保障。之后,文字、冶金术、造纸术、指南针等成为人们的通用技术,且奠定了人类文明基石。然而,这些时期的技术变革及生产力跃迁极为缓慢。

直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并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且蔓延至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其间,生产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诚然,科技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历次科技革命的时间节点的分野不尽相同,但大致有三次是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它们都由各自的通用技术所引发。

经济史学家理查德·利普西等人合著的《经济转型:通用目的技术和长期经济增长》将整个人类历史的通用技术进行了梳理,认为共有24种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其中蒸汽机启动了第一次科技革命,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内燃机和电气化等技术是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标志,人类社会步入电气化时代;计算机和互联网则带来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

从三次科技革命的经济结果来看,越是后来的科技革命对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愈是呈现倍增甚至指数增长效应。据估算,在1700年前的100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只有0.11%,人均收入翻番需要630年,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在1820—1990年这170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在英国翻了10倍,美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

脱颖而出的智能化技术

前三次科技革命期间的通用技术较多,总体上可分别归纳为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创新路径仍在多重探索,但可以肯定的是智能化技术业已脱颖而出。

从数量上看,智能化技术已占据颠覆性技术的主流。麦肯锡将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的颠覆性技术概括为四类:一是连通性、数据和计算能力,如云计算;二是分析与智能,如机器学习;三是人机交互,如自动驾驶;四是先进工程,如3D打印。可见,其中大部分技术都是智能化技术。

从现实来看,智能化技术是当前最令人兴奋、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的技术,已经且仍将继续改变人们的经济、生活和能力,甚至很快将在一些领域超越人类技能,帮助甚至取代人类更好地、更出色地完成工作。

回顾过去10年,人工智能技术呈现间断式跳跃:2016年AlphaGo击败围棋世界冠军宣告了一个崭新时代的降临。2019年特斯拉正式推出第一代FSD芯片,自动驾驶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2022年底和2023年初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ChatGPT横空出世,迅速获得聊天、写作、翻译等应用领域数以亿计的用户。2024年视频生成大模型Sora、OpenAI机器人相继推出,再次引发人工智能在视频和机器人行业的变革热潮。2025年DeepSeek(深度求索)以低成本和开源姿态横空出世,搅动了全球AI竞争格局。

从技术关联上看,智能化技术正在被快速工具化,为新材料、新能源和绿色低碳技术等其他技术创新提供数据、算法和算力支持,使各类技术的研发过程更加智能化,并在基因编辑、天体物理、化学材料合成等领域突破人类能力局限,推动基础性和突破性重大科技成果的发现。

日益强大的算力正在助推智能化技术成为通用技术。一些颠覆性技术要大规模应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才能成为真正的通用技术或主流技术,推动经济社会的共性进化。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几次生产力跃迁都是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由动力变革所引发,如从“水推磨”的自然动力,到以蒸汽为代表的热力,到以石油燃料为基础的热力,再到以电力为基础的电气动力,都带来了整个生产力系统的重塑和飞跃。

可以说,一个时代的动力,决定了彼时可实现的生产效率的上限,而热力和电力相继突破了人类体力局限,为前三次科技革命提供了强大动力。

当前,以算力为代表的新动力,则进一步突破了人类脑力局限,为技术创新、迭代及生产过程提供指数倍增长的运算、试错和择优能力,为智能化技术的普及提供了动力基础。

理论上看,智能化技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是行为主义学派主张用机器模拟人类的行为,追求的目标是机器行为与人类行为的相似性。二是内在主义学派主张用机器模拟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在硅基和碳基上构造类似生物脑的结构和功能,并在智能芯片、机器人、脑医学等方面加以应用,即类脑计算。

相较而言,前者可能更易投入工作场景,后者则更可能获得类似人类的思维和意识。从实践上,两个理论派别下的技术路径都在快速迭代发展、彼此交融,在硬件、软件和环境上均有表现。

一方面,以机器人为代表的硬件更加智能,且一些传统设备设施具有智能操作能力。另一方面,以App为代表的应用软件或小程序更加智能,不仅作为一个工具被动地由人们所使用,还可学习、适应使用者的使用习惯,甚至帮助其直接进行一些任务处理。

今后,人们所处的全部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或将更富具身智能,使智能化技术渗透到更多行业和领域,进一步成为全社会生产力跃迁的通用技术。

拥抱智能经济时代

未来已经到来,智能化技术已经在加速普及,成为深刻变革各行各业及社会生活的通用技术。

产业将随技术进步不断地形成和重构。智能化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为广大企业研发提供公共技术、通用设备和数据及各企业交互的产业链创新链平台,已嵌入于产业创新发展进程。

同时,智能化技术更有利于创新强、市场竞争力强的新兴产业,从而带动一国或地区生产率的普遍性提升和结构性更快提升并行。麦肯锡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工作场所,其潜在变革力量堪比19世纪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并预计企业应用AI的长期生产力增长潜力高达4.4万亿美元。

在我国,“AI+机器人”组合已成为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人形机器人作为AI原生应用的典范,尤其展示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融合的深度及其模拟人类行为与互动的潜能。

人形机器人拥有和人类相似的外表和行为,当人形机器人表现出人类独有的能力时,人类不会产生过度反感,契合人类对于机器人提供服务的期望。并且,现实世界中的所有设施(如街道宽度、房屋高度等)和生产工具均是按照人体设计,当机器人具有人类形状时,不需要专门为其提供设施和工具。

同时,中国在自动驾驶领域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车辆行驶数据多、算法训练快,可积累大量路测数据对复杂场景予以计算和优化。当前,武汉、北京等地已投入大量无人出租车、无人送货车等自动驾驶车辆试运行。此外,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低空经济注入新活力,值得关注。

笔者的一个判断是,我们将从数字经济时代大步迈入智能经济时代,从数字社会急速进入智能社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兴起代表着信息化,21世纪前20年平台经济的勃兴代表着数字化,那么最近几年人工智能的兴起则代表着智能化。表面上三者是相似的,仔细看却呈现出由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生产力跃迁,代表性跨国公司分别为微软、亚马逊、OpenAI。

中国抓住了数字经济的历史机遇,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平台企业,同样地,也抓住了智能经济的历史机遇,出现了DeepSeek等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企业将取代平台企业,成为创造财富、开拓新业态、吸纳新增就业的主力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9小时前

截至4月2日,23个省(区、直辖市,下称“省份”)公布了2024年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详细数据。从人口数据变化来看,区域人口的增减进一步分化。

2024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人口数已连续三年负增长。23个省份中,共有7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增长(即该省份户籍人口数量实现正增长)。2019年,31个省份中有28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值。

分省份看,自2021年以来,仅广东、广西、福建、贵州、青海、新疆六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年均为正增长。其中,去年贵州生育意愿最强,出生率达10.74‰;广东新生儿数量最多,已连续四十余年超过100万人。

另一方面,辽宁生育意愿最低,2024年出生率为-5.3‰。2024年辽宁常住人口占全国的2.95%,新生儿数量仅有全国的1.89%;吉林的新生儿数量则跌至9.7万,在23个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过去十年,东北三省的人口负增长现象越发突出,常住人口数累计下降超过1200万人。

3月27日,民政部老龄司司长黄胜伟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上表示,要制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以强有力举措提升生育率。

粤桂贵等七省新生儿超40万

从已公布的人口数据来看,经济大省同样也是人口大省,且挑起了2024年的人口增长大梁。

连续36年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2024年以全国9.07%的人口数,贡献了全国11.8%的新生儿。并且,2024年广东出生人口相比上一年还增加了10万人,连续7年成为第一生育大省。

在全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广东的人口结构优势格外突出。2024年末,广东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全部人口数的14.86%,大幅度低于全国22.0%的老龄化程度。同时,广东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484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为66.3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6个百分点。

2025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广东实时人口1.5亿左右,新出生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一,拥有大批抗风险能力强的企业和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这些是广东持续蓬勃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深圳、广州这两个一线城市中,人口结构优势更加突出——2023年,深圳户籍出生人口数超过8.5万人,规模约等于同期吉林省全省的新生儿数量。深圳出生率达12.96‰,为全国平均出生率的2倍。此外,深圳常住人口中,15—59岁人口占比高达79.53%,平均年龄仅为32.5岁;2024年,广州户籍出生人口达到11.4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58‰。

相比之下,另外两座一线城市则面临更多的人口结构性矛盾。自2021年起,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年均为负值;北京则在2022年和2023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的现象。2017至2024年,北京除了2023年常住人口小幅回升外,其他年份常住人口均为负增长,并且上海和北京的常住人口老龄化率均超过22%。

除了广东,去年GDP总量位于2—5位的山东、江苏、四川、浙江常住人口数均超过6600万,新生儿数量也均超过40万。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公布2024年人口数据的23个省份中,广西、贵州成为GDP总量前五大省份外,唯二新生儿数量超过40万的省份。

只是,贵州和广西虽均维持了高出生率且正增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但受限于户籍人口外流等因素,贵州、广西2024年的常住人口出现了不升反降的现象。

广西在解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时就提及,由于广西是劳务输出大省,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外流,全区常住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十年间,东三省人口数下降超千万

2015年,受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以及户籍人口外流等因素影响,东北三省的常住人口数开始由增转降,并在此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人口负增长,十年间总共缩减了超过1200万人。

具体来看,2014—2024年,辽宁省常住人口数从4391万下降至4155万人,缩减236万人;吉林省常住人口数从2752万下降至2317.31万,缩减434.68万人。黑龙江暂未公布2024年人口数据,但2014—2023年常住人口数也从3608万下降至3062万,缩减546万人。

近几年,东北三省的户籍人口负增长现象进一步加剧。2019年及之前,东北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1.1‰及以上,但从2021年开始,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跌幅总体呈扩大趋势。2023年,东北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5.4‰及以下。

2024年,辽宁新生儿数量已跌至18万人,常住人口为4155万;吉林新生儿数量跌至9.7万人,常住人口为2317.31万人。

为促进人口回流以及高校人才留在本地,东北三省可谓不遗余力。例如,2023年哈尔滨发布《人才新政30条》,提出对毕业五年内在哈尔滨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每月给予1500元—300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等举措。此外,东北三省还推出“吉人回乡”“百万学子留辽来辽”等政策。

在人口流失过程中,东三省的经济增长也面临一定压力。

2014—2024年,辽宁省的GDP增速仅在近两年跑赢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全部低于全国平均增速。最近三年,黑龙江均未能实现年初设定的GDP增速目标;吉林的GDP增速则仅在2023年跑赢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GDP甚至同比下降1.9%,和上海一并为当年仅有的GDP负增长省份。

转折发生在2021年

2019年,在31个省份中,仅有东北三省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现象,但到202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3个省份,2022年进一步上升至20个省份。(注:2020年多数省份未公布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

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除了生育意愿较低之外,结婚的人数也在下降,这也将对未来的出生人口数量产生较大影响。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610.6万对,相比2023年减少了157.4万对,下降了约20.5%。十年前,这个数值为1306.74万对;离婚登记数为262.1万对,相比2023年增加了2.8万对,上升了约1.1%。

在出生人口数、结婚登记数下降过程中,部分省份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也值得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性别比为104.23(每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为104.23名)。其中,广东、海南、西藏的性别比均超过了110;河北与东北三省的性别比均低于100,意味着四个省份为“男少女多”。

近几年,新生儿数量下跌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例如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普通小学数量降至14.35万所,相比10年前下降32.8%。

为扭转出生人口数下跌走势,各地最近几年开始了生育补贴“大竞赛”。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在全国层面最早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

国家卫生健康委去年10月的数据显示,已有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育儿补贴的操作方案。

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发文称,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比2023年增加52万人,自2017年以来首次回升,主要受近几年生育意愿累积、各地生育支持政策逐渐落实以及龙年生肖偏好等因素影响,但也要看到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仍在减少,对中国下阶段出生人口依然存在影响。

10小时前

一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广泛用于治疗儿童肺炎的注射剂炎琥宁,近日被国家药监局发出黑框警告——“接受本品治疗的患者有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风险,包括过敏性休克,严重者可导致死亡。6岁及以下儿童禁用本品”。

黑框警告是药品监管部门对药品施加的最严重警示。

儿童肺炎包括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和支原体肺炎等,炎琥宁获批的适应证是病毒性肺炎和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但在一些实际应用中,炎琥宁不仅仅被用于上述两项适应证。

米内网数据显示,2023年炎琥宁注射剂销售额超1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治疗病毒性肺炎和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上,炎琥宁相关疗效数据存在缺失。

例如:较早获得国家批文的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其控股股东复星医药(600196.SH/02196.HK)在官网称,炎琥宁是原研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不过无论是产品说明书还是公开研究,都未见这款药的疗效数据。

疗效不明,安全性问题却很突出。

早在2009年,国家药监局就曾以专刊形式通告:炎琥宁注射剂严重不良反应/事件问题较为突出,主要以全身性损害为主。在严重不良反应病例中,53%的患者为14岁以下儿童。甚至有死亡病例出现,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药品引起的过敏性休克。

不过当年国家药监局只是向医护人员、生产企业和公众提示风险,并未采取进一步措施。

对于此次黑框警告相关决策,接近国家药监局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这是药监局的一项常规工作,是综合评估了不良反应数据等材料后做出的风险控制措施。

目前国家药监局尚未完整公开近几年炎琥宁的不良反应情况。多个生产厂家称,已接到修改产品说明书的通知,不过未获知具体的不良反应数据。

一款疗效数据缺失、用药风险高的药物,未来应该如何评定其对患者的效益比,将是对有关机构和企业的考验。

儿童常用药

“药监的通告我是从新闻上看到的,不影响我们继续使用这款药。”西部某乡镇卫生院院长告诉经济观察报,炎琥宁是治疗儿童感冒的常用药,在他所在医院未出现过不良反应病例,药监的通告不会对未来的用药决策产生影响。

这位院长之所以选用炎琥宁这款药,是因为能治病毒性感冒的药物很少,在他印象中,另一款注射剂利巴韦林的不良反应更多。

炎琥宁已被广泛使用多年,是许多医院儿科的常用药,尤其是在重庆、四川、云南等西部地区。

云南大理的一位母亲介绍,2024年底,她3岁的孩子因支原体肺炎在当地县医院住院一周,输注的药物中就有炎琥宁,不过未出现不良反应,只是治疗效果不理想,她后来带孩子转了院。海南一位母亲也介绍,2025年3月,她5岁的孩子因患支原体肺炎,在海南一家民营三甲医院治疗时曾被注射炎琥宁。

支原体肺炎并不属于炎琥宁的适应证,而类似这样的超适应证用药在基层医疗机构并不少见。四川某诊所一位助理医师告诉经济观察报,其所在诊所负责人很喜欢使用炎琥宁这款药物,治疗的病症除了说明书上的病毒性肺炎、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外,还包括一般感冒、胃炎等。他介绍,炎琥宁在该诊所的售价是20元/支,进药是与其他普药一起进,没见过药代专门来推这款药,不清楚是否有厂家补贴。

武汉某三甲医院一位呼吸科主任医师认为:“很多的病毒感染只要不是很重,可以自己好,不用药。”在他看来,炎琥宁这款药在临床上不存在不可替代性,甚至可用可不用。

据经济观察报了解,北京、浙江等地的很多三甲医院已有多年不使用炎琥宁这款药。

一款特别的药物

上述三甲医院医生不愿用炎琥宁,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将炎琥宁归为中药注射液,而中药注射液常被诟病不良反应较多。

炎琥宁是中药还是西药?这是一个部分炎琥宁生产厂家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炎琥宁被国家药监局发出黑框警告后,舆论广泛地将它冠上中药注射液的帽子。原因在于,炎琥宁的主要成分穿心莲内酯是从中药穿心莲中提取出来的。

不过,中药领域的部分研发人员和中医却认为炎琥宁属于西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一位中医告诉经济观察报,多成分、全成分的提取液才算是中药,炎琥宁是从穿心莲提取出来的单体,就属于西药,类似的药物还有青蒿素。

另外,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化药批号被视作炎琥宁属于西药的重要论据。

某中药龙头企业一位高管告诉经济观察报,炎琥宁大多是在2002年前批准的,多数是由当时的地方药监局或卫生部门批准。2002年,刚成立4年的国家药监局进行文号换发,当初对这类品种的认识是,只要属于单一成份,就认为应按化药管理,不管这类成分是从中药提取还是后期成分提取修饰合成。如果是由两个药味或多个药味提取的,注册就按照中药管理,给中药文号。

在国家药监局官网上,有157款炎琥宁获得批准文号。从部分企业的批准文号仍能看出历史的痕迹。重庆药友炎琥宁的批准文号是H50021629,“H”意为化药,“50”意为原批准文号由重庆市下发,“02”意为国家药监局在2002年对该文号进行了换发,“1629”是批准文号的顺序号。

经济观察报查询发现,无论炎琥宁属于中药还是西药,从研发主体来看,这确是一款由中国人原创的药物。1977年,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研制出了炎琥宁,1980年该研究所与成都制药三厂合作进行剂型改革,制成注射用炎琥宁冻干型适用于临床,此后多家企业开始生产炎琥宁,通过省级主管部门获得批准文号上市销售。

缺失的疗效数据

目前无法查询到炎琥宁上市前的临床试验数据。重庆药友、珍宝岛(603567.SH)的药品说明书也未载明临床试验数据,且药代动力学为“尚不明确”。

经济观察报在3月底分别致电重庆药友、珍宝岛、珠海同源药业三家头部企业了解炎琥宁的疗效数据,截至发稿未获有效回复。

目前可查的第一项公开发布的炎琥宁疗效研究是1980年四川省人民医院小儿科开展的,他们对50名病毒性肺炎患儿使用该药的疗效进行了观察,结论是疗效较好。此项试验为非随机对照试验。

此后,多家医院对上市后的炎琥宁开展疗效观察,所治疗的疾病包括儿童肺炎、呼吸道感染、肠炎、咽炎、腹泻、老人带状疱疹等。这些研究纳入的患者规模一般在几十例到两三百例之间。例如,某医院对确诊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380例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230例)和对照组(150例),治疗组使用炎琥宁,对照组使用利巴韦林注射液,观察两组患儿退热、止咳、咽痛消失与咽部充血好转时间,其研究结论是炎琥宁疗效更好。

天津某三甲医院一位主任医师对这类研究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她认为,一项临床研究试验的结论是否可靠,要看试验设计的严谨性和试验机构的级别,例如上述研究中两组病例数悬殊太大,不像随机试验。

对炎琥宁这类疗效数据缺乏的已上市注射剂,早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对已上市药品注射剂进行再评价,并同时力争用5至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

目前为止,各大炎琥宁生产厂家没有公开过疗效再评价工作的进展。

上述中药龙头企业高管表示,现在有关部门对来源于中药成份的注射剂,都要求再评价或者加强管理,主要原因是临床出现很多不良反应,同时联合用药的研究和质量控制不太完善,故对此管理从严。

近年来已有多款中药开展上市后疗效和安全性再评价工作,这些研究中不乏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例如,以岭药业(002603.SZ)曾在2018年发起针对通心络疗效评价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共纳入124家医院3777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多名儿童过敏休克

关于炎琥宁严重不良反应病例的报道,最早至少可追溯至2005年,湖北黄石第四医院一位儿科医生报告,炎琥宁致1岁患儿过敏性休克。此后有关该药物的不良反应报道逐渐增多,甚至包括导致老年患者精神异常。

到2009年,淄博市药品检验所研究人员分析该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集到的136例炎琥宁不良反应报告后发现,炎琥宁不良反应以0—10岁儿童发生率最高,主要表现为皮肤及附件损害、全身性损害及循环系统损害,多数不良反应出现在用药后30分钟内。

淄博市药品检验所研究人员认为,炎琥宁注射剂系中药制剂,虽经提纯精制,但多肽、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不可能被完全剔除,上述物质在静脉给药时可作为过敏原而引起过敏反应,影响药品的安全性,在缺乏科学有效的质量控制标准下更易引起不良反应。

另一家中药龙头企业研发负责人也持类似观点:“植物蛋白是人体主要的过敏原之一,在炎琥宁的制备工艺中,一旦有环节出现提纯度不够,就可能导致某些患者过敏。”

2009年,国家药监局专门发布过炎琥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提示用药风险。同年,作为炎琥宁头部生产商,重庆药友开始联合广东省及重庆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在2009年—2014年开展炎琥宁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重庆药友未公开此项安全性研究的全面数据,其控股股东复星医药官网信息显示“3万多例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工作印证产品(炎琥宁)高安全性”。

不过2015年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不良反应报告提示:2009年后,炎琥宁注射剂的不良反应报告数和严重报告数逐年上升,严重过敏反应仍然比较突出。据统计,6岁以下儿童的不良反应报告占总报告数的40%以上,不良反应表现以过敏性休克、过敏样反应、呼吸困难等严重过敏反应为主。

2023年,河南省药品评价中心夏旭东等人对2016—2021年河南省1824例注射用炎琥宁不良反应报告的分析结果显示:报告主要来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人群0—9岁儿童最多,占38.43%。

2025年3月13日,国家药监局公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决定对炎琥宁注射剂说明书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增加黑框警告。同时,要求药企在说明书中增加皮疹、腹泻、寒战、过敏性休克、视觉损害等超50项不良反应。

对于黑框警告对未来炎琥宁销售的影响,多家头部企业未有回应。一家东北上市药企有关负责人表示,其生产的炎琥宁所占市场份额较小,黑框警告不会对其业绩带来明显影响,未来,会更多针对6岁以上患者人群进行推广。

10小时前

汽车行业的“内卷”式竞争已引起国家多部委的高度重视。在3月底举办的2025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的有关负责人均发声,表示将采取措施整治汽车市场乱象,推动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其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备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行业“增收不增利”现象普遍,反映出结构不合理与无序竞争交织的问题。她特别提到,有企业不惜牺牲利润抢占市场,虚假宣传、恶意抹黑等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不仅短期内造成行业利润下降,长期还将影响技术创新、产品的质量安全,削弱产业竞争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工信部将协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行业管理改革,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开展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为汽车行业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苟坪提出,中央汽车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拒绝“内卷”,通过提升品质、优化体验、强化服务来赢得市场。

事实上,早在202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首次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随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都进一步强调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性。如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三部委在电动汽车百人会上的集体发声,再度表明汽车行业将成为国家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点领域。

汽车行业“内卷”现状

汽车市场一波又一波的“价格战”最能代表目前汽车行业的“内卷”现状。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4年全国乘用车市场“价格战”持续激烈,全年新能源新车降价车型降价幅度达9.2%;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降价幅度达6.8%;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车型的降价幅度达8.3%。

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梅松林表示,对于汽车行业来说,企业竞争是常态,以降价换销量有时候是一种市场行为,能够提升行业的发展活力,但过度的价格竞争则往往会演化成恶性竞争,对市场产生严重的后果,如导致行业企业盈利困难甚至亏钱卖车、经销商在生存线上挣扎、供应链企业受到成本挤压难以为继,甚至会催生偷工减料等违法行为。

汽车市场无序竞争所导致的后果,在汽车行业近几年的运行中已得到体现。首先,汽车行业的利润率持续在低位徘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4.3%,较2023年下跌0.7个百分点,远低于全国工业企业平均6%的水平。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4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年度报告》,2024年1—11月,新车市场“价格战”已致使新车市场整体零售累计损失1776亿元。

近日各车企发布的2024年财报,也将部分汽车企业“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反映出来。尤其是竞争最为激烈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有不少企业大幅亏损。如理想汽车2024年营业收入达到1444.60亿元,同比增长16.6%,但净利润下滑31.37%至80.32亿元;蔚来全年总营收达657.3亿元,同比增长18.2%,创历史新高,但全年净亏损同比扩大8.1%至224亿元;小米汽车全年亏损达62亿元。基于此,新能源汽车企业被外界调侃“卖一辆,亏一辆”。

与此同时,汽车经销商的盈利状况也堪忧。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4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盈利比例降至39.3%,比2023年下滑4.2个百分点。在激烈的竞争中,84.4%的经销商遭遇价格倒挂(指销售价格低于购进价格),其中60.4%的经销商价格倒挂幅度超过15%。价格倒挂直接压缩了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加剧了企业流动资金的紧张状况,增加了经营风险。

持续的“内卷”式竞争还让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难以正常发展。深蓝汽车CEO邓承浩在电动汽车百人会上表示,新能源汽车的很多供应链企业属于新技术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大,过度降价使得它们难以为继。2024年,车企要求上游供应商强制降价的函件被多次曝光,给供应链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另外,过度的“内卷”式竞争还会降低企业新技术研发的积极性。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董扬表示,在过去两年中,不少企业被迫降低了新技术研究开发投入。这一现象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明显危害,但长期下去必定会影响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后劲。

车企为何“卷”

车企为何会陷入“内卷”的泥潭?董扬指出,汽车行业的“内卷”实际上是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为进一步扩大本企业的市场优势地位,过度使用市场竞争机制的结果,对产业发展和用户利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在这场“内卷”的浪潮中,车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头部企业,在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内卷”的发起者;其他企业则被视为不得不“卷”的跟随者。此次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发改委对一些企业进行了不点名批评。

头部车企的降价行为虽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但也引发了一系列行业乱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能会带来汽车质量和安全问题,而这反过来会伤害消费者的实际利益。

对成本控制的过度要求,会迫使企业降格使用材料,对汽车产品的耐久性产生不良影响。这类问题在产品强检中并不能被发现,用户在短期内也难以察觉。有不愿具名的汽车业内人士表示:“这两年由于头部企业带头内卷,所以造成了大家都在偷工减料,座舱的车机芯片都已经从车规级变成了消费级芯片。”

以近两年大热的智能驾驶为例,该技术虽然发展迅速,但问题也十分明显。“头部车企搞出了‘全民智驾’以后,造成所有的车企都要提出自己的智驾,本来是2026年才提的方案,现在车企全提前到2025年了,这么短的时间内科学家、工程师们怎么可能做得完?”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头部车企作为市场“鲶鱼”推动了技术进步,但如果从安全可靠性方面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梅松林表示,过分激烈的价格竞争还会驱使企业动作变形,例如出现唯销量是图、大打擦边球,搞虚假宣传、恶意抹黑攻击对手的现象。近几年,随着行业竞争加剧,网络谣言和“黑公关”现象频发,不少车企的正常经营受到干扰,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汽车行业中已有多家车企采取了行动,不惜以高额悬赏的方式及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

破“内卷”的难点

“内卷”对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危害,为何却屡禁不止?对此董扬表示,“内卷”是我国经济活动中长期存在的现象,有较深的历史文化原因。近现代以来,国家和民族遭受深重灾难,长期落后挨打,人们对于能快速发展的企业更加推崇和包容,对新技术应用积极响应,但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及市场过度竞争付出的成本则有时候有所忽略。

过去几十年我国汽车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期间,地方政府为加快发展工业经济,大力招商引资并加以补贴,造成国内汽车产能快速增长,企业越来越多,竞争也日趋激烈。这同时也造成汽车产品趋于同质化,以至于企业在争夺市场份额时,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卷”价格。

有行业分析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现在汽车的同质化非常严重,尤其是在智驾方面,现在说‘智驾平权’,但当所有的车都做智驾之后,大家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即既然都有智驾那就选价格最划算的。但是究竟每家的智驾好不好用、安不安全,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针对这些情况,国家部委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郑备表示,国家发改委将与有关部门一道系统施策,维护公平竞争,加强汽车市场的价格监测,行业自律、舆论引导,及时通报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严格查处技术标准不达标、质量安全不过关的产品,守牢质量安全底线。

同时,完善闲置产能退出的机制。郑备指出,发改委将扶优扶强,淘汰落后,全面推进汽车生产企业的资质集团化管理改革,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出清落后产能。在招商引资方面,要规范招商引资,打破地方保护,规范地方招商行为。

国资委则表示要培育央企大集团,引领市场高质量发展。国资委表示,将稳步推进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对整车央企进行战略性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旨在集中央企研发制造和市场等优势资源,加快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引领智能网联变革的世界一流汽车集团。

实际上,汽车行业已经自发对无序竞争展开过多轮行动。2018年,面对当时行业“黑水军”盛行的状态,八家车企曾联合成立“自律联盟”,呼吁共同抵制“黑水军”。对于汽车“价格战”,2023年,汽车工业协会曾牵头联合十六家车企,承诺“不打价格战”。然而,这些行动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均再无下文。

上述行业分析人士表示,根据目前的状况,预计行业的“内卷”还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期待更具体的政策法规能够陆续出台和落地。

董扬认为,单引导企业从“卷”价格转向“卷”创新还不够,因为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存在过度求快求新、夸大宣传的现象。政府当前出手综合治理“内卷”的重点应该是管法规、管质量、管知识产权、管“黑水军”和“黑公关”、管地方政府不正当的招商等行为,而慎重使用项目审批、窗口指导等做法。

10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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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数据时间公布值同比增减
GDP2024年一至四季度1349083.55%
CPI2025年02月份99.3-0.7%
PPI2025年02月份97.8-2.2%
M22025年02月份3205173.247%
微信矩阵
名称最新价涨跌涨跌幅
美元加元1.42300.01320.94%
美元日元146.99180.92350.63%
美元瑞郎0.86070.00150.17%
欧元美元1.0963-0.0088-0.80%
英镑美元1.2901-0.0200-1.53%
名称最新价涨跌涨跌幅
燃油主连3292-14-0.42%
NYMEX原油62.32-4.63-6.92%
NYMEX燃油2.0917-0.0972-4.44%
NYMEX汽油2.0647-0.0996-4.60%
原油主连542.0-12.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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