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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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6日,香港郑氏家族发生人事变动:郑家第三代准掌门人郑志刚辞任新世界发展等郑氏家族企业的主要职务,新世界发展行政总裁由原首席运营总监、曾担任港府发展局局长的马绍祥担任。此事引发舆论热议,外界普遍认为,郑裕彤家族的接班路线生变。新世界发展作为郑氏家族企业,也将迈入职业经理人时代。

自1929年周至元创立周大福金行开始,以周大福、新世界为主要企业的郑氏家族即将传承百年,历时三代,经历传婿、传子、职业经理人接手等多种模式的演变。其背后的演变逻辑是什么?职业经理人接掌新世界发展,是否意味着郑氏家族传承路线的重大变革?郑氏家族的传承经验,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又有哪些借鉴意义?这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来自周家的传承理念:能者居上、平衡分配、教育先行

郑裕彤(1925年8月26日—2016年9月29日),人称“彤叔”,出生于广东顺德伦教镇,是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和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郑裕彤的职业生涯始于周大福珠宝金行——其岳父周至元创办的企业。周至元于1929年创立周大福金行。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郑裕彤为躲避战乱,赶到澳门未来岳父处,从小伙计做起,1943年升任金铺掌柜,负责日常运营,同年和周至元的长女周翠英结婚。1946年,郑裕彤跟随周至元到香港,凭着2万元现金和24两黄金开设周大福香港分行。

凭借出色的经营能力,郑裕彤得到周至元的认可。后者在1956年将周大福完全交给郑裕彤管理。郑裕彤不负众望,经过数十年努力,将周大福做成知名企业,郑氏家族也位居香港四大家族之一。在2024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排行榜中,郑氏家族以221亿美元位列第三。

周大福金行是郑裕彤家族财富初期最重要来源。外人或许以为周翠英是周至元独女,女婿郑裕彤才能继承周大福金行。实际上,周至元共有10个子女,其中有3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周树森、次子周树堂、幼子周树荣,且3个儿子并非能力欠佳。为何周至元会选择女婿郑裕彤作为继承人?

首要原因是周家子女虽多,但并未采用均分家产或长子继承制,而是以能者居上作为根本原则。在周至元将周大福传给郑裕彤时,周大福虽然已经有很好的发展,但还未抵达巅峰。郑裕彤作为创始人的女婿,经过18年努力,将周大福做成华人世界最为知名的金行之一,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金行被传给郑裕彤,在周家内部并未掀起多大波澜,可见郑裕彤的能力也得到了家族其他成员的认可,其接手金行是有内部共识的。

其次,周至元对于家产传承采取了平衡策略,使得后人对于家族资产的分配能达成共识。周大福金行并非周至元唯一的产业。郑裕彤继任之后,将金行生意发扬光大,使得它广为人知,才让外人误以为周家唯一的产业就是金行。实际上,周至元名下还有沉香、古玉翡翠等其他资产。在传承家产时,三子一婿中,除长子周树森常年在外、未继承家业外,周树堂继承了父亲多年收藏的沉香,周树荣继承了古玉翡翠。他们二人与当时继承了周大福的郑裕彤夫妇相比并不算逊色。整体家产分配相对平衡。

最后,顺利的家业传承必然是长期规划和教育的结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依赖家产”是周至元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周家的家风文化之一。他的3个儿子也确实践行了父亲的教育理念。长子周树森、次子周树堂均学习建筑,毕业后也都从事相关工作。二人向往职场,希望在职场、而非金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周树堂曾提到,经营珠宝金行是苦差,一年365天没有休息,老板和伙计都住在金店,楼上住人,楼下经营,生活非常单调。

虽然是周大福企业所在家族的子孙,但周家儿子都希望开拓自己的人生,也想证明自己不需要依赖家族大树才能生存。其中,长子周树森在澳洲求学,获土木工程硕士,后常年定居旧金山。次子周树堂在香港修读建筑,曾从事设计工作,同时跟随父亲研究、收藏沉香。三子周树荣则一直跟随父亲研究、收藏翡翠。

周树森定居美国后未再涉足商界,周树堂、周树荣曾在2009年合办“福荣堂”翡翠珍宝有限公司。周树堂还在2016年创办“香津沉香”品牌,治理推广沉香文化。周家三子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所成就,实现了自己想要的人生。分配家产时,周树堂、周树荣分别继承沉香和古玉翡翠,其实也是他们的人生志趣使然。

周至元的财富传承是顺应多方需求、积累多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周家的顺利传承不仅成就了周大福金行后来的持续发展,也使得周家子女、郎舅间的关系和睦,关键时刻还能互相帮扶。在郑裕彤进入地产行业之初,周树堂就曾回到周大福,帮助郑裕彤开设周大福地产部,也就是现在新世界地产的前身。

郑裕彤的传承规划:三部曲为传承保驾护航

郑裕彤接手周大福后,一直锐意改革进取,保证了周大福的持续发展。1964年,郑裕彤在南非购买了一间拥有DeBeers钻石石胚牌照的公司,从而将钻石进口到香港,使得周大福声名远扬。

1970年,郑裕彤与几位珠宝同业合作成立了“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他本人拥有57%的股权。新世界发展在房地产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包括在尖沙咀建成新世界中心和丽晶酒店,即今天的洲际酒店。同时,郑氏家族还涉足电讯、巴士、渡轮、百货等众多行业。多元化的业务使得郑氏家族的财富迅速累积。在20世纪70年代,郑裕彤就与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家族并称香港“四大家族”。

或许是受到周至元传承实践的启发,郑裕彤在接手周大福金行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对家族财富的综合管理,为之后的家族传承做好规划和准备。

第一步,建立家族控股企业,保障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在正式执掌周大福的次年,郑裕彤成立了周大福企业,作为家族控股企业和家族办公室;其后又成立了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周大福控股(香港,投资公司),ChowTaiFookCapitalLimited(BVI)等家族控股的投资企业。整个周大福家族企业由两个海外信托ChengYuTungFamily(Holdings)Limited、Cheng Yu TungFamily(HoldingsII)Limited控股持有。

设立家族控股公司,一方面便于投资,保证家族财富增值;另一方面通过家族控股公司执掌上市公司和业务公司,确保家族所持有的企业股权不被稀释,从而保障家族对于企业的控制权。某种程度上讲,这样的安排既给了企业在家人和外人之间灵活选择职业经理人的自由,也给了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内外自由择业、创业的自由,兼顾了企业长期发展和家族成员自我实现两大目标。

第二步,早定人选早交班,动态调整退休计划。郑裕彤育有两子两女,分别是儿子郑家纯、郑家成,女儿郑丽霞、郑秀霞。

毕业于名校的郑家纯、郑家成都有接班潜质,但二人志趣完全不同。长子郑家纯1971年硕士毕业后就加入家族企业,跟随父亲参与管理;次子郑家成相对随性,对企业管理缺乏兴趣。郑裕彤在对二子进行考察后,决定将接力棒交给郑家纯。1989年,64岁的郑裕彤宣布退休。他本人在谈及此事时曾说:“早点交班,可以在旁边看着。有问题、需要出马时,还能帮到他。若等自己不行了再交,出问题时就有心无力了。所以不要贪恋权位。”

没想到一语成谶。郑家纯继承了父亲诚信、勇敢的风格,他主导的扩建香港展览中心项目获得巨大成功,提升了周大福的声誉,但诸多进取之举,未免有筹谋不周之处,令新世界的负债大幅增加。这使得郑裕彤在交班仅一年之后就复出,大量出售业务,以减轻负债。1990年开始,郑裕彤继续执掌周大福长达22年。直到2012年,86岁高龄的郑裕彤才再次退休。

第三步,“双轨并行,两代上阵”,确保家族企业后继有人。鉴于第一次传承出现的问题,郑裕彤复出后一边执掌企业,一边在孙辈中培养继任者,同时依旧让儿子按继任的第一梯队工作。在郑裕彤的孙辈中,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瑞银工作、于2006年加入家族企业的郑志刚成为郑裕彤心中的优选。郑志刚着力耕耘大湾区,开创K11品牌商场等一系列的商业运作,获得家族的认可。

2012年新世界董事会重组,郑家纯接替郑裕彤担任董事会主席;与此同时,郑裕彤原任的董事总经理则转由两人担任,为联席总经理,其中一人就是郑志刚。家族二代与三代之间,开始交棒。

郑裕彤这一步的安排颇有远见。郑家纯在2012年接任新世界董事会主席时已经66岁。4年后(2016年),郑裕彤去世;5年后(2017年),年过七旬的郑家纯身体欠佳,逐渐淡出企业日常经营。短短2年,郑家一代和二代掌门人接连离开企业决策核心,第三代接班人郑志刚升任执行副主席兼总经理,成为新世界准掌门人。

回顾郑裕彤的传承路径,长期规划、未雨绸缪、灵活应对,为家族和企业留足后续腾挪、转换空间,是其最大的特色,也是郑氏家族前期传承顺利的保障。

新时代背景下的家族企业传承:应时而变、系统传承

郑志刚在执掌新世界期间有很多高光时刻,包括投资200亿元的航天城项目、打造地标建筑K11MUSEA等,但也遇到与父亲郑家纯早期接班相同的问题:伴随激进扩张带来的是新世界负债高企。加上房地产行业下行、疫情影响等多重不利因素,新世界自2020财年起资产负债率超过50%,且呈现逐年攀升趋势,其它港资地产企业的平均负债水平为20%到30%。

虽然郑志刚也曾试图通过出售资产、削减债务,却未能改变辞任的结局。接替其担任新世界发展行政总裁的马绍祥,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成为这家企业新的掌门人。马绍祥在土地开发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熟知香港各地区的发展规划,在政界也颇有人脉,更有助于新世界扭转现状,以平稳过渡。

虽然马绍祥在上任仅仅2个月后,就因个人原因辞任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职务,但这一职务并未回到郑家人手中,而是传递给另一名职业经理人——原新世界发展执行董事、新世界中国行政总裁黄少媚。郑氏家族希望通过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实现新世界持续发展。

伴随两任职业经理人执掌新世界,外界有着诸多诸如“郑氏家族企业改由职业经理人接班”的说法。但不要忘记,早在郑裕彤接手周大福金行之初,郑氏家族就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多家公司、横跨多行业的家族控股商业集团,其背后是由郑氏家族牢牢把握的信托架构。这样复杂的商业和财富版图,并不是其中一家企业换帅就能决定其传承的基本盘的。

实际上,截至目前,郑氏家族企业中最赚钱的依然是周大福珠宝,市值约868亿港元;其次是新创建集团(2025年1月2日更名为“周大福创建有限公司”),市值约285亿港元;新世界发展市值约120亿港元。尽管新世界发展的管理经营权被交接给了职业经理人,但郑氏家族的控股地位并未改变;周大福珠宝、新创建的控制权和经营权也依然牢牢掌握在郑家手中。备受瞩目的“换帅风波”背后仍是郑氏家族企业和财富完整系统的接班计划,延续了周大福创始人家族的一贯传统。

其中,郑家纯一脉的长女郑志雯执掌瑰丽酒店集团和周大福珠宝,次子郑志明担任新联建联席CEO,三子郑志亮也在2024年进入周大福珠宝,负责北亚业务;郑家成一脉的长子郑智恒与郑志雯一起在周大福珠宝工作,次子郑志谦在新世界中国工作。

与其说郑氏家族正经历由家族成员接班向职业经理人接班转变,不如说郑家在子孙众多、业务复杂、环境多变的情况下,选择了家族成员集体接班、与职业经理人互相配合的传承模式。从目前的效果看,这一传承模式具备现实运行的基础,是成功的传承。

经验总结:郑氏家族三代传承经验带来的启示

首先,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灵活安排传承计划。任何传承规划都需要和当时的家族和企业具体情况紧密结合。虽然会有其他家族的传承经验作为参考,但每个家族企业和背后的家族情况都不一样,不能完全“抄作业”。加上环境和家族成员个人因素带来的各种变化,“应时而变”成为规划家族传承的必然原则。

在本案例中,周至元将周大福传给郑裕彤,自然有其对于郑裕彤的欣赏和认可,但同时也不失为是对现实情况——自己的孩子接班意愿不强的认识。换言之,当时既有接班意愿、又有接班能力的只有郑裕彤一人。后来,面对传承问题时,郑裕彤做出“双轨并行、两代上阵”的决定,也是基于现实、为确保企业长远发展而做出的选择。

其次,要有清晰、明确的传承目标。一般而言,家族传承的目标分为维持家族对于企业的控制权和单纯的财富传承两类。前者追求的是家族成员对于企业的掌控——可能是对所有权的掌控,对于经营权则抱着“能者居上”的开放心态,如郑氏家族;也可能是对企业经营权的掌控,对于企业所有权则不甚在意,比如日本丰田汽车的创始家族。后者以财富传承为主要考虑因素,追求的是家族财富的保值、增值和有效使用,倾向于出售企业或将企业转变为公众企业之后做投资人。郑氏家族的传承目标更像是以企业所有权为中心,对于企业的经营权并无执念,马绍祥和黄少媚的任职就是例证。

再次,对于家族继承人的考核永远都要能力为先。如周至元传给郑裕彤,首先是看重郑裕彤的能力。实际上,从历史角度看,“传婿”的传承方式往往是在传统社会下另一种职业经理人制,即能力选拔制。女婿在企业中表现出色,获得岳丈器重;或是成为女婿后,从基层做起,显现出能力后继承家业。如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因赏识李光前,将长女嫁给他,并很快将公司所有的橡胶业务都交给李光前打理。中国台湾统一集团创始人高清愿也将企业交给女婿罗智先。这些女婿们都带领企业走向快速发展之路。在“传婿”文化盛行的日本有一句民谚:“你不能选择自己的儿子,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女婿。”

最后,要对接班的过程进行复盘,并及时进行修正。这要求企业家需要尽早考虑接班的计划、开始着手选择和培养继任者。较长时间的传承,可以更快地发现和解决在接班过程中的问题,包括企业产权清晰化、多子女家庭中对于各个子女的不同安排等。在环境不断变化、全新挑战层出不穷的当下,原先合格的继承人也可能会出现能力不足或意愿减退的局面,这都需要提前预留时间来应对。比如,2024年11月过世的澳门“新赌王”吕志和,就花费了长达40年时间培养长子吕耀南成为主要接班人。

郑家纯从进入家族企业到第一次接棒用了大约17年。企业第一次出现债务风险后,郑裕彤又重新执掌家族企业22年。家族第三代郑志刚从进入家族企业至今,也有将近20年时间。时间如此之长,依然需要启动职业经理人作为企业经营人选,可见及早制定和及时修正传承计划的重要性。

30分钟前

随着京东高调进入外卖业务,“平台大战”又一次爆发。时下,外卖行业已进入存量趋稳、增量调整的竞争阶段,各大平台竞争态势可谓剑拔弩张。竞争原本是市场活力的具象化体现,但竞争若演变为单纯的价格战、速度战,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让平台之间的竞争成为商户之间的“内卷”,价格战的成本向中小商户转嫁,从而陷入低效、内耗的怪圈。如何让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而非走向恶性循环?这需要平台慎重考虑,理性决策,以真正的品质和温度赢得市场认可。

一、良性竞争加剧有助于优化行业秩序

竞争是推动市场进步与效率提升的核心机制,是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的市场特质。当前,外卖平台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由传统的“企业竞争”演化为“平台竞争”。平台间竞争的良性结果应该是,行业运行效率不断提高,商户盈利模式持续优化,消费者权益得到更好保护。

当前,外卖行业展现出更加系统化和生态化的特征。平台方面,平台与商户、骑手、消费者、数字化运营商、上下游供应链等要素共同构建起数字生态系统,通过范围经济和多栖服务增强竞争力,在多领域实现成本协同与服务融合。用户方面,用户迁移自由度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也让少数平台保持充分竞争,契合“可竞争性理论”的逻辑。这类系统性竞争也推动平台在跨场景中构建商业闭环,实现用户黏性和收益转化。骑手方面,在多边平台结构下,平台不断改善履约环节的消费者体验与骑手权益,正通过派单优化、服务分层等策略在多方之间实现利益平衡。与此同时,滴滴、抖音、京东等平台先后发起的跨界竞争,也进一步体现出外卖市场层次的丰富性。

总体来看,外卖市场的静态结构并没有影响竞争的持续进行,反而激活了效率边界和多元供需,为外卖行业的持续优化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二、外卖平台竞争不能让商户陷入“价格战”

良性的竞争自然有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但是近日来的外卖大战,正现出粗放的“价格战”模式,甚至“卷”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新进入平台为了快速获得市场份额,采取低价补贴、强控流量等手段,用“3.9元一杯咖啡”“2.9元汉堡套餐”“0元配送费”等极端优惠吸引眼球,比平台发展早期的补贴大战更为激烈。可以说,这种“卷补贴”“卷价格”的竞争方式,不仅短期内扰乱了政策的竞争秩序,在长期也是行不通的。

一方面,平台发起的低价竞争会加重中小商户负担,“内卷”成本向商户转嫁。数字经济环境下,平台提供了商户接触消费者的新渠道,也带来了运营效率的提升机会,本身有利于商户发展,但如果一味“内卷”,外卖平台的竞争方式难免会从追求服务质量、效率提升的“正和博弈”滑向价格互耗、结构失衡的“零和博弈”。这不仅不利于实现效率红利的公平分配,还进一步损害中小商户的生存环境,并对整个产业链的长期发展形成结构性掣肘。平台联合部分商户发起巨额补贴,人为形成低价,看似是平台承担了这部分补贴成本,让利给消费者,但这种只给少数和平台合作的商户带来了流量和销量。其他没有参与价格补贴合作的商户受此价格冲击,会产生普遍的销量下滑,而为了维持经营,商户也会不得以进行降价,从而使整个行业进入低价竞争的恶性漩涡。此外,一旦消费者形成了低价心智,就会更偏向于实施了“价格战”的商户,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形成稳定的消费预期。整体来看,平台发起的价格竞争,最后的成本实际上要由商户来承担。

近日,已有商户反映,某平台“满15减14”活动中,平台只承担9元补贴费用,商户则需要承担5元费用。平台相对于商户,具有明显的议价优势,长期来看,平台为达成盈亏平衡,一定会采取和商户分摊价格补贴成本,甚至是将补贴成本全部转嫁给商户的策略,即“低价换流量”,长期来看更加加重了商户的经营负担。长此以往,如果流量分发高度依赖平台基于价格的推荐机制,中小企业很难依靠品牌或产品自身优势获得稳定曝光,只能通过买流量、打折促销、投放广告等方式参与“竞价排名”。在这种机制下,原本以产品质量和用户服务为核心的企业经营逻辑被逐步弱化,转向对低价算法规则的适应与博弈,导致数字化转型偏离了初衷,成为一种被迫参与的“技术负担”。

另一方面,内卷式竞争容易降低产品质量,损害消费者权益。表面上看,更低价格的产品似乎是平台让利消费者,实际上却是将补贴成本向商户和骑手转嫁。在平台间竞争激烈、生态碎片化的背景下,中小商户反而面临越来越大的数字化“摩擦成本”。

为了抢占不同平台的流量入口,商家不得不同时入驻美团、饿了么、京东等多个平台,每个平台的用户画像、规则设定、运营策略又各不相同。这种多平台运营大幅增加了企业在技术适配、内容优化、客服响应、营销投入等方面的支出,既拉高了运营成本,又摊薄了经营重心。特别是,平台通过控制搜索排序、曝光机制等方式,将流量集中分配给参与低价活动的商户,迫使商户卷入价格战,否则就面临“流量断供”的风险。这一逻辑下,商户不得不压缩产品成本以维持参与门槛,最终导致产品品质下降、服务体验退步。更为严重的是,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挖掘商户的“利润空间”,实施精细化抽成与竞价推广,挤压了实体企业正常经营的利润边界。长此以往,企业丧失了通过差异化、高质量产品争取溢价的空间,也失去了投入研发、品牌建设的内在动力。

在传统经济范式中,利润是企业扩大再生产、投入创新的主要激励源泉,而当高质量产品在平台机制中无法获得合理回报时,商户甚至会主动降低品质、追求短期收益,逐步演化出低价、低质、低利润并存的最差市场均衡。这种由不合理竞争机制诱导出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仅降低了供给端质量,也破坏了用户对平台的长期信任,还让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最终形成三输局面。

总而言之,若平台沿用价格战等方式,易将餐饮行业又拖入“内卷”泥沼;若让商户承担平台补贴成本,则是另一种“低价换流量”的竞争手段。在平台经济不断演化的当下,如何跳出“以低价换增长”的旧逻辑,重构可持续、可竞争、可共赢的行业生态,将是外卖平台从内卷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跃。

三、要“卷”就“卷质量”“卷温情”

外卖平台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其竞争形态已成为观察整个数字生态运行逻辑的重要窗口。在当前平台间竞争日趋白热化、结构性问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唯有从“内卷化”走向“优质化”“人本化”,将“速度竞争”转向“温度建设”,方能真正实现平台治理的转型升级。未来的平台竞争,应是一场比“谁更尊重人”、比“谁更重视质量”的深层博弈。

第一,以“卷温情”回应道义关切,提升平台的社会责任感。平台经济并非脱离社会结构的孤岛,其应将科技优势转化为关怀工具,推动“技术向善”。这意味着平台不能再单纯依靠压缩人力与时间成本来提升效率,而应通过防疲劳机制、动态派单权、路线弹性调节等方式,给骑手更多人性化空间。例如,平台可以设置“每日工作上限”“持续接单强提醒”等功能,以算法赋能劳动保护,提升职业尊严。换言之,要敢于让生活慢下来、让工作节奏慢下来,并提高工作条件。平台还应探索社保接入、节假日保障、家庭关怀等综合保障机制,让劳动者感受到平台“不仅重绩效,也重情感”的价值理念,如为骑手提供配偶就业辅导、子女教育支持、居住协助等,真正从“生计型平台”迈向“生活型平台”。让道义不再只是呼吁,而是由制度承载的温度落点,促使平台竞争兼顾社会温度。

但也应注意,提高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水平及福利待遇并非一蹴而就,在扎实推进过程中要避免将灵活就业社保政策作为商业营销的工具,将商业竞争转为民意竞争、道义竞争,将公共政策诉求异化为当营销工具。

第二,推动平台“卷质量”,让科技赋能优质供给。良性竞争的本质,不是拼补贴和烧钱,而是比谁能为用户提供更优质、更有保障的服务体验。平台应将资源更多向“质量型商户”倾斜,在流量分配、推广费用、广告支持等方面形成反向激励机制,倒逼商户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标准。鼓励商户进行品牌建设,提高自身品牌价值。同时,应加强对知识产权与品牌价值的保护机制,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数据反向压榨”等现象,使商户能在良性激励中投入创新。

平台之间亦应“比质量”而非“比价格”。鼓励平台主动打响“高质量、低投诉、优服务”的竞争标语,让用户看到差异化服务、商户感受到公平化规则。例如,提升产品验真能力、优化客服响应速度、提升履约保障率等,都是数字平台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方向。

第三,加强平台机制和规则治理,保障科技伦理与契约公正。当低价算法主导资源配置与收益分配时,其规则的设定便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伦理问题。平台应对规则和机制进行更全面的思考,对算法进行分级管控与责任追溯,特别是涉及流量分发、费用结算、客户评价等核心环节,应设置透明、公正、可申诉的反馈机制,防止操作黑箱化。特别是,平台不能用流量作为主要“诱饵”,片面引导商户拼速度,拼低价。

同时,平台应正视平台与用户、商户、劳动者之间存在的不对等关系,避免利用规则制定权制造强制性绑定或不平等交易。例如,“仅退款”等高度倾斜消费者的政策虽初衷善意,但在执行中往往损害商户利益。今年,拼多多、淘宝、抖音、快手、京东等多个电商平台将全面取消“仅退款”,这体现了平台规则对多方利益的平衡。

第四,培育可竞争性生态系统,推动平台间理性竞争。平台经济的良性发展,关键在于“可竞争性”而非单一维度的“市场集中度”。应鼓励平台间比拼产品创新、服务体验、用户满意度等“软实力”,而非通过资本驱动和市场封锁阻断潜在竞争者的成长路径。政府监管在此过程中应发挥引导与规范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鼓励平台基于场景、供应链、服务链等开展差异化竞争;另一方面,明确规范平台并购行为、反对排他协议、限制数据壁垒的形成。

同时,要强化“平台+产业带”的融合机制,鼓励核心平台企业将技术能力、数据资源、营销网络向中小企业开放,培育数字化产业生态链,实现“以大带小”的协同成长格局。在监管层面,应探索建立跨平台、跨行业、跨区域的“生态治理机制”,对平台的行为进行动态监测、分类治理,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1小时前

2025年4月25日,徐磊站在公募基金固收部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天空,内心如被乌云笼罩。

从2月份起,徐磊所在的公募基金分三次陆续买入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建投”)发行的两期债券——“20晋建01”和“20晋建02”(银行间债券市场分别简称“20晋建专项债01”和“20晋建专项债02”)。当时,他们基本按照中债推荐估值或中证推荐估值,以109元/张左右的净价买入上述债券,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债券到期获取稳健的收益。

然而,山西建投4月21日发出的一纸公告如同晴天霹雳。公告中称,上述两期债券因触发加速到期条款,将启动加速清偿程序。同时,山西建投表示,应付本息的计算方式为:债券余额+债券余额×计息天数/365天×当期票面利率。

这意味着,如果山西建投按照100元/张的价格兑付上述债券,与徐磊所在的公募基金当初109元/张左右的买入价相比差距很大。徐磊算了一笔账:一旦加速清偿实施,他们在这项投资上将亏损超9%,亏损金额超过上千万元。

4月25日,另一家公募基金的固收部投资经理也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其所在的机构于2024年投资了“20晋建01”“20晋建02”,累计投资金额达到几千万元。彼时该机构购买这两只债券的价格,也是按照中债推荐估值或中证推荐估值,以108元/张左右的净价买入。一旦山西建投启动加速清偿程序,该公募基金在这笔投资上也将面临9%左右的亏损。

4月24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山西建投,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触发加速到期条款后,企业按照应披尽披的原则进行了公告,并启动了持有人大会程序。这是正常的流程,将根据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意见来决定后续操作。

触发加速到期条款

2025年4月21日,山西建投发出两份通知,分别涉及上述两期债券的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山西建投表示,通过核查公司发行的上述两期债券的投资者保护条款,截至目前由于该债券触发投资者保护条款之加速到期条款,即“本期债券募投项目即晋中市城区东、南外环道路快速化改造工程PPP项目连续2个会计年度未收到可用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服务费”事项。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下称“兴业银行太原分行”)作为上述两期债券债权代理人,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2015年山西建筑工程(集团)企业债券之债权代理补充协议》规定,将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晋建01”“20晋建专项债01”和“20晋建02”“20晋建专项债02”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大会。

据山西建投披露,“20晋建01”“20晋建专项债01”的发行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期限为10年期,存续期的第五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当期票面利率为4.80%。截至2025年4月21日,该期债券余额为9.00亿元,2025年4月29日发行人将完成本期债券回售兑付1.00亿元后债券余额为8.00亿元。

“20晋建02”“20晋建专项债02”的发行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期限为10年期,存续期的第五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当期票面利率为4.70%。截至2025年4月21日,该期债券余额为9.00亿元。

山西建投在公告中表示,现因上述两期债券触发了加速到期条款事项,特提请债券持有人要求对上述两期债券启动加速清偿程序。如果议案获得通过,山西建投将在会议表决通过后10个交易日内支付“20晋建01”“20晋建专项债01”“20晋建02”“20晋建专项债02”全额本金及2025年4月29日至会议表决通过后T+10日利息,暨发行人应付本息=债券余额+债券余额*计息天数/365天*当期票面利率。

引发投资者争议

徐磊表示:“触发投资者保护条款,拟召开持有人会议,审议加速清偿等议案,这无可厚非。”

在他看来,问题的焦点在上述两期债券提前兑付的价格上。这让包括银行理财、公募基金在内的近十家资管机构感到不满。

徐磊向经济观察报记者提供的“20晋建专项债02”持仓人名单显示,该债券的持仓人包括山西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高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盈系列理财产品等十余家机构;“20晋建专项债01”持仓人名单上,显示该债券的持仓人包括山西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商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贸信托等十余家机构。

徐磊表示,如果发行人与山西当地的大额金融机构持仓人提前进行沟通并达成默契,那么最终上述议案可能会顺利通过。然而,这种做法可能会对普通中小债券持有人造成巨大的损失,严重破坏资本市场的规则和公平性。

徐磊称,按照该方案,山西建投应付本息=债券余额+债券余额*计息天数/365天*当期票面利率,本次加速到期将按面值100元兑付,而非按照公允价格——中债估值的推荐到期估值净价109元左右进行偿付。他认为,这将对持有人造成利益损害。

经济观察报记者查阅中国债券信息网和上清所网站发现,从市场价格变动来看,过去一年,上述两期债券的市场公允净价中枢均在108元以上。

徐磊表示,若按照山西建投公告中的加速清偿条款按面值兑付,他们所持仓的产品估值净价将直接下跌近9%。这意味着,过去一年买入山西建投这两期债券的投资者都将遭受较大利益损失,产品净值也将面临大幅下跌,甚至可能引发投资者大额赎回。

Wind数据显示,4月份以来,有机构投资者仍然以市场价格买入上述两期债券,价格均在109元左右。

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债券的兑付价格由本金和利息构成。在债券本金的提前兑付方式中,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面值兑付,即按照债券的剩余面值进行兑付;第二,面值+补偿兑付,即在债券面值的基础上,增加一定金额作为补偿,以此提高持有人对兑付方案的接受度;第三,中债推荐估值净价兑付或者中证推荐净价兑付,即以中债推荐估值净价或者中证推荐净价为兑付标准,这一价格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债券的市场价格。

徐磊认为,因为上述两期债券的面值与中债估值净价兑付或者上清所估值净价兑付差异较大,所以如果山西建投按照面值进行兑付,将对持有人造成较大的损失。

上述公募基金固收部投资经理表示,这种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公允价格的兑付方式并不常见,而此次的差距之大令市场关注。原因在于,无论债券的估值如何,也不管投资者的买卖价格是多少,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企业面临重大问题且无力偿还债务时,才会出现违约债券按面值兑付的情况。然而,在此次事件中,山西建投的新发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明确表示企业运作良好,既没有向新投资者提示任何风险,也没有披露触发加速到期条款的可能性。

加速清偿背后

山西建投公告披露,因其发行的“2020年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专项债券(第二期)”触发“本期债券募投项目即晋中市城区东、南外环道路快速化改造工程PPP项目连续2个会计年度未收到可用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服务费”事项,触发了上述债券的加速到期条款。

按照上述两期债券的募集说明书约定,加速到期事项发生时,债券债权代理人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各投资人,并组织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经债券持有人大会讨论通过后,可提前清偿部分或全部债券本金。

上述山西建投工作人员称,债券触发加速到期条款是按照本金进行偿还,募集说明书中并未提及按估值偿还。

对于二级市场公募基金等机构以中债推荐估值或者中证推荐估值买入上述两期债券,如果加速清偿后将面临高额损失,该工作人员也表示,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行为与企业无关。

按照上述两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在债券存续期第五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如今,两期债券存续期均已经为第五年,如果这两期债券不进行加速清偿,按照募集说明书,将上调票面利率。两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分别为4.80%、4.70%。

Wind数据显示,4月21日,山西建投发行5年期的债券“25晋建02”,发行利率仅为2.89%。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新世纪”)给予山西建投“AAA”的债券评级。

上海新世纪表示,山西建投是山西省首家同时拥有房建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在山西省建筑市场拥有一定竞争优势。而且,山西建投作为山西省18家省属企业中唯一一家明确主业为建筑施工的企业,并于2023年被认定为省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在业务承接等方面可获山西省人民政府的资源倾斜。

如果按照上述两期债券发行时的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票面利率调整条款,后5年的票面利率至少维持发行之初的发行利率4.80%、4.70%,同时也超过目前山西建投的发债利率180基点。

上述公募基金固收部投资经理表示,这表明,企业现金流并未断裂,仍有新的融资批文和相关程序在进行中,且未触发交叉违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却要进行按面值兑付,这种做法缺乏合理性和公平性。企业原本应在触发加速到期条款之前,向市场公告相关信息,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利益。

徐磊也呼吁称,债券主管部门对发行人违规乱象加强监管,维护债券市场公平公正规则。近年来,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但近几年债券市场出现一些乱象,尤其是在滥用持有人会议制度方面,发行人利用制度的模糊地带侵害投资者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债券投资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公平公正的原则,破坏了债券市场的法治化和规范化。

上述山西建投工作人员则回复表示,一方面由于上述两期债券存续期在第五年时,如果不进行加速清偿,按照募集说明书,只能调高利率;另一方面,主要原因是上述两期债券触发了加速到期条款。按照公告,触发加速到期后,企业需要召开持有人大会,最终的决策将依据大会的表决意见来确定。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徐磊为化名)

 

2小时前

4月中旬,黄萌正在处理一笔非带押过户(即房产无需还贷解押就可以办理过户手续)的业务。房产中介提醒她,要在第二天把贷款合同交过去。黄萌连忙赶工,第二天一早处理好合同并交给中介。

黄萌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作为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江苏某地区工作的个贷经理,她日常需要维护和房产中介签约经理(负责为购房者讲解买卖合同、对接银行房贷业务)的关系。这笔业务由当地一家二手房市场具有绝对实力和优势的房产中介所推荐。对于放贷压力较大的银行来说,如果想批量开展业务,与业务单量多的房产交易平台合作,自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黄萌了解到,上述兼具实力和优势的房产中介对部分银行总行、分行和银行个贷经理有着较为具体的“评价考量”:对于银行,主要考量银行与中介在二手房、新房、家居、家装等住房生态领域的全面业务合作深度,以及在银企直连、产品创新、服务效率等场景下的合作意愿;对于银行个贷经理,主要考量服务效率等方面。

一位广东地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个贷经理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现在房产中介处理银行的贷款业务单,流程节奏把控得很紧凑。他们会在资料准备、批复时间、放款时间等方面,根据时效性对银行个贷经理或分支机构的合作情况进行评估。

近日,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组房产中介给银行开会的照片,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照片上的会议PPT展示了房产中介关于银行个贷经理的评价体系,列出了一二级指标和权重、赋分规则、特殊场景等内容,一级指标涵盖服务效率、客户经理满意度、及时领单率、拒单表现、领单时效、面签发起率等内容;具体如“服务效率”一级权重为80%,涵盖“滚动90天面签单量”“滚动90天批贷时效”“滚动90天放款时效”(分别占40%、20%、20%的二级权重)。这一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细化了对银行个贷经理的积分、扣分规则。

“世道变了,地产中介考核银行客户经理。中介给银行开会,对各银行的客户经理排名,排名靠后的不给单。”有人在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评价。

没有永远的甲方,也没有永远的乙方。

多位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的银行人士、地产经纪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他们感觉到银行在二手房按揭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过去,在银行“躺”着赚钱,以及房价攀升、房贷额度收紧的时期,银行在住房按揭市场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各大房产中介需要“求着”银行提升放款效率、加快审批进程,甚至存在中介对个贷经理私下返佣的行为。如今,房地产市场热潮退去,房地产交易活跃度下降,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承压,银行的话语权明显趋弱,反过来需要通过房产中介开拓业务机会,同时也需要调整自身的工作内容和服务效率,以满足市场和购房者的需求。

评价

为了与签约经理更熟络,黄萌每周要往房产中介的签约中心跑三四趟。银行个贷经理要把行里的审批政策及时反馈给签约经理,这样中介可以根据银行的政策推荐客户。“及时响应”是维护关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黄萌看来,签约经理联系个贷经理的时候,个贷经理要及时回复;当然不谈工作的时候,也需要和签约经理联络感情。

黄萌说,上述房产中介对银行总行和分行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对总行基础分的评价,主要是度量银行与中介在二手房、新房、家居、家装等住房生态领域的全面业务合作深度,在银企直连、线上评估、线上签等线上化产品的合作深度,以及共同推动二手按揭贷款市场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合作深度。

在合作深度上,房产中介主要考量银行(总行)与房产中介渠道的二手按揭贷款投放规模占中介渠道整体的投放规模比例(含纯商贷组合贷中商贷部分),以及在展业城市有实际业务投放的合作城市覆盖度。

在分行的维度上,房产中介主要考量合作意愿度,即与当地分行在行业生态治理、一站式服务模式落地、产品创新、服务品质提升等场景下产生积极影响的合作事例。此外,对银行的考核还设置了扣分事项,即对银行支行团队存在银行方原因导致的退单,并影响消费者服务体验的行为会进行扣分。

作为个贷经理,黄萌比较关注产品维度方面的评价,例如创新产品。这项业务主要指由中介集团总部与总行推动且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落地,或由省分行所在城市与省分行联动且可在区域内落地的新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审批、随心还、安心还等)。个贷经理关心的是,创新产品在当地城市是否实现能力覆盖,是否已实际落地实施。

黄萌称,“随心还”是指客户可以不限时间、不限金额地提前还款,由客户来操作;“安心还”是除了等额本金、等额本息外的还款方式;在当地城市实现能力覆盖、落地实施的意思是银行能支持以上三种业务,并告知客户。

黄萌在房产中介相关应用平台上可以看到江苏省4月评级创新产品运用,在各个城市合作银行的安心还、随心还、快速审批落地的相关情况。目前无锡、淮安已经全部落地,但有些地区只是落地了某个产品指标。该平台的工作人员在应用平台上提醒银行,要尽快安排、落地相关业务,争取加满10分。

黄萌了解到,对个贷经理也有一套评价体系,主要考核的是服务效率和及时领单率等。除了基本分之外,对银行客户经理的考核也会根据客户经理满意度、拒单表现设置、面签签单率等设置扣分或加分项。

黄萌称,房产中介按照评价体系来决定业务单数量,一个月执行一次。评价高的银行,可能房产中介给的业务多;评价低一点的银行,房产中介给的业务可能会相对少一些。对于刚开始合作的银行,房产中介可能会给一些手续比较复杂的带押过户的业务或者客户资质不太好的单子,例如客户的征信记录可能出现连三累六(连续三个月出现逾期还款,并且在两年内累计逾期次数超过六次)的情况。房产中介通过这种方式试探银行的政策。黄萌表示,如果符合银行政策,银行也会考虑接这类客户的单。

转变

广州房产中介人士陈刚告诉记者,对银行个贷经理的评价体系通常是由房产中介签约经理操作。

陈刚在房产中介行业已有20年以上工作经验,曾经先后在几家中介平台任职,见证了银行业和中介行业的变迁。

他最开始“跑业务”的时候,是银行房贷业务的“鼎盛年代”,根本不愁没有业务。他好不容易经朋友牵线搭桥认识了银行个贷经理。对方的“姿态”非常高,经常不接电话,隔很久才回一次信息。陈刚也经常被告知银行放贷额度很紧张,得等下个月行里的政策。为了能拿到银行的房贷额度,陈刚很悉心地维护与银行个贷经理的关系。

陈刚经常会遇到银行信贷审批流程缓慢的情况,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天天追着银行个贷经理,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一条接一条地发消息——“那个单子都卡了几天了,客户等着过户了。”银行个贷经理常常淡定地回复:“正在走流程。”“这批单子总行刚调了政策,没法加急处理。”其实陈刚心里懂,如果客户想加急,还是有办法可以“公关”个贷经理的。

林凡在一家广东地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了六七年。他深深地感受到这几年银行在二手房按揭市场的主导地位在减弱。2021年初,由于防范金融风险,当时执行的信贷管控政策让多地银行的房贷额度变得非常紧张,很多中小型银行的放款时间不确定,甚至有的已经没有额度。连国有大行的放款速度也放缓至两到三个月。他还记得,在当年房贷额度收紧的时候,购房者贷款措手不及,各大房产中介要“求着”银行放款。

几年过去,林凡切身感觉到变化在发生。他需要适应签约经理的节奏,晚上、周末,甚至节假日加班工作都是“家常便饭”。因为目前很多二手房的交易都在中介平台上完成,有的客户会选择晚上或者周末签署合同。

在签合同的流程中,签约中心的签约经理会先约好客户时间,然后再通知银行个贷经理,让个贷经理去签约中心见客户和签署资料。林凡一般半个月能完成一单业务,虽然数量不算多,但只要有业绩,就不至于被开除。

承压

在受访的银行人士和地产经纪人士看来,贝壳控股有限公司(下称“贝壳”)是当下全国最大的房屋中介平台。

贝壳管理层在2024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务业绩电话会议中透露,据贝壳研究院测算,贝壳在全国二手房交易额方面的占比已经持续提升至2024年的46%。业绩报告显示,2024年贝壳存量房的总交易额为2.25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在全国二手房交易市场占据较大份额。

贝壳作为平台方,近年来整合了众多房地产经纪品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居住服务生态。根据贝壳2024年业绩报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贝壳平台关联除链家以外的266个房产经纪品牌,该等品牌经营约44,000家活跃经纪门店,拥有约331,000名活跃经纪人。贝壳平台约87%的二手房挂盘信息由贝联门店(包括加盟品牌德佑经营的门店)的经纪人发布。2024年,贝壳平台约66%的存量房及新房交易总交易额由贝联门店及新房交易的销售渠道产生。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贝壳找房与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以及各地分行,签署“开放生态”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或战略合作协议,在按揭贷款、资金存管、系统直联等方面展开一系列深度业务合作。

贝壳方面表示,近日徐州贝壳与本地多家银行共同召开了一场廉洁共建交流会,会议重点在倡导建设正向行业生态,拒绝合作方之间返费等行为。此外,在各大国有银行建议下设计个贷经理评价,包括着装、廉洁合作等,并用于规范合作双方,共建良性作业生态,提升消费者的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并非贝壳自主制定考核指标考核银行个贷经理。

反观银行业,在国内经济仍处于复苏阶段、房地产业务承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房贷业务规模出现下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4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24年四季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37.68万亿元,同比下降1.3%。

四大国有行的房贷业务明显承压。根据银行财报数据,截至2024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分别为6.08万亿元、6.19万亿元、4.98万亿元和4.09万亿元,同比分别减少了2052.88亿元、1986.67亿元、1862.3亿元和789.97亿元。

随着国家出台多项政策让房地产市场止跌回暖,受访银行人士表示,个人住房贷款是很好的资产类别,行里会一如既往地投入资源在这块业务上,并与房产中介一起服务好二手按揭贷款市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黄萌、陈刚、林凡为化名)

2小时前

“英国还是需要非常耐心地观察,不要被一些国家的短期举动影响长期政策的制定,要用更长远的视野去判断接下来的发展形势”,在回答英国如何应对美国加征关税时,艾德·韦泽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艾德·韦泽勋爵 (Lord Vaizey of Didcot)是一名英国上议院议员、专业商业顾问和知名政治评论员。他曾在2005年至2019年间担任代表Wantage地区的英国国会议员。他于2010年至2016年担任英国政府文化和数字部长,也是该职位任职时间最长的部长,并于2016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韦泽勋爵同时也担任新宏睿(New Horizon Global)高级顾问,这是一家由华人创立的、根植于英国的全球资产管理和咨询顾问公司。

近年来,艾德·韦泽接触了多位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他发现这些企业家正在对英国的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投资。

他对这些企业家的印象是“勤劳、谦虚,工作努力,具有全球视野”。

在艾德·韦泽看来,中国和英国仍有极大的合作空间,这在当下全球经贸新形势下尤为重要。

对于全球贸易的未来,艾德·韦泽仍持有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仍是促进大部分国家发展的最优选择。

|对话|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竞争激烈,但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内需,这些对英国企业在华投资有什么作用?

艾德·韦泽:近些年,英国很多大型公司都对中国市场给予了额外关注,特别是体量比较大的消费企业。他们关注到了中国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变化和增长。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英国企业也增加了新的投入,让企业能够从各方面更加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

经济观察报:你曾担任过文化和数字部部长,在你的观察中,中国和英国近年来在数字科技方面合作的情况如何?

艾德·韦泽:在很多技术领域,中国是领先于世界的,一些中国的产品在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成功,在英国市场也很受欢迎,比如说无人机、手机以及一些摄像摄影装备,相信中国在这方面会做得越来越好。

经济观察报:英国曾经也是世界工厂,中国可以从英国借鉴到什么经验?

艾德·韦泽: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但两次世界大战让英国丧失了领先的地位。从英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要及时地作出调整,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行业、区域、生产要素、技术都在快速变化,需要快速调整以适应。

从英国的经验看,一方面,要确保国家不断在教育、技术培训方面进行投入,让劳动力特别是青少年能够尽快适应新的技术和产业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要确保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使各类生产要素得到高效配置。

过去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对我的中国朋友说,中国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已经世界领先了。如果说英国在什么方面能够启发中国,可能是英国依然保有它的独创力,目前英国在创业创新方面还是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当然,中国目前在AI竞争中已经彰显出很强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希望中国能够保持这种创新能力,即使可能会承担一些风险。

经济观察报:最近两年,中国企业全球化进展显著,你接触过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吗?他们主要会投资英国哪些领域?

艾德·韦泽:英国一直都是中国投资者比较青睐的投资市场。

这两年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在英国投资,我也看到了很多成功的案例。

比如最近我看到了一家专门做图像处理芯片的英国科技公司就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投资,这家企业现在做得非常成功。第二类是在房地产市场,英国有很多高端房地产项目是由中国企业主导完成的。第三类是英国的教育产业,中国企业投资了非常多的英国私立中学,这些中学历史悠久,教育质量很高。第四类是一些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经济观察报:你对中国企业家有什么印象?

艾德·韦泽:很勤劳,也很谦逊,工作非常努力,有开阔的视野。

经济观察报:目前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动会影响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吗?

艾德·韦泽:这个世界足够大,尽管它发生了变化,但还是有很多具有吸引力的区域和行业值得投资。短期的市场波动不会影响耐心资本的判断,尤其是对那些在全球范围布局的企业。当然,在当前形势下,全球投资会变得更难,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家具备的经验和智慧是很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英国是怎么看待特朗普对等关税的,英国企业家在做什么准备?

艾德·韦泽:英国的一个基本态度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要耐心地去等待和观察局势的发展。英国可能被额外征收10%的关税,消除这种关税的影响有两个渠道,一是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二是找到更多更有效的贸易伙伴。英国很重视制造业,但并不完全依靠制造业,很多专业服务市场发展比较好,比如教育、创意、电影电视等,所以影响相对可控。

最重要的是,英国还是需要非常耐心地去观察,不要被一些国家的短期举动影响长期的政策制定,要用更长远的视野去判断接下来的发展形势。

经济观察报:那你个人对关税的观察和判断是什么,所谓的“对等关税”会一直延续吗?

艾德·韦泽:这个可能要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去下判断。首先特朗普采取的这种策略,之前也出现过。19世纪美国的关税就非常高,有很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当时的美国就是希望用高关税实现贸易的再平衡,现在的做法也是想延续当时的策略。第二,特朗普希望用加征关税来实现在国内减税的目标。第三,特朗普希望利用关税让制造业回流。

这些目标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实现,但需要用一段时间去关注政策对美国经济和美国人生活的影响,毕竟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改变。

这次市场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共识是加得太快、频率太高、加征的比例也太高,这就对全球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从我个人观点出发,关税的存在当然是不能否认的,每个政府都有职责去保护当地企业。但从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看,自由贸易对所有经济体都带来了巨大帮助,仍然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特朗普加征关税意味着自由贸易时代结束了吗?

艾德·韦泽: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虽然短期内加征的关税给市场带来了很多恐慌和各种复杂的情绪,但是加征关税还处在一个刚开始的阶段,未来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收尾仍不清楚。我们需要耐心地等待。

从过去50年的时间跨度看,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选择。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后,中国经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巨大进步,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和女性受教育程度都出现了提高。

虽然我们不能永远保证明年比今年好、今年比去年好,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得足够长,还是会发现,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中,人类不断走向了更好的阶段。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新宏睿等机构给中英经贸关系带来的积极影响?

艾德·韦泽:近年来,中英两国通过多轮对话,推动人民币支付结算、绿色债券发行,形成了金融领域紧密的互联互通格局,为跨境资产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中国企业持续“出海”,两国间投资规模也在持续扩大,2024年双边贸易额超1000亿英镑。这些都催生了对专业机构的需求。

新宏睿等资产管理、商业咨询机构的出现,是中英经贸关系深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的重要力量。这种变化背后反映了中英经济互补性增强、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提速以及全球化战略对接的需求。

2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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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年度典型案例,其中“抢票软件不正当竞争案”引发关注。该案原告是一家知名娱乐票务代理平台,被告开发的抢票软件通过技术手段模拟人工操作,可以提高订单信息的填写速度,并可在短时间内重复提交,增加了在原告平台抢票成功的概率。

该案是全国首例认定抢票软件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判例。根据该案判决书,被诉软件利用技术手段高频刷票和重复提交订单的行为,会导致原告平台出现流量数据异常、系统负荷增加等问题。最高法在阐述该案的典型意义时指出,涉案软件为用户提供不正当抢票优势,破坏平台的购票规则,干扰、妨碍平台售票业务的正常开展,损害了特定经营者(原告)的竞争利益。

需说明的是,平台遭受竞争利益的损失,并非法律必须给予其民事救济的充分理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排斥基于现有平台提供补充性服务的商业模式,除非相关竞争行为具有“不正当性”。该案判决对被诉软件不具有正当性也作了深入探讨,其指出,“一项竞争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应当综合评估该行为对于市场竞争乃至公共秩序产生积极抑或消极效果,从竞争效能、消费者利益、公共利益等方面审查其是否属于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

目前正值五一假期前夕,各大出行平台上的火车票代抢“加速包”的需求量又开始激增。参照上述裁判规则,这些平台上的车票代抢业务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挑战。

据报道,火车票代抢工具的技术原理与上述涉案抢票软件类似,主要也是模拟人工购票请求,通过技术手段绕过验证码和登录限制,高频刷新余票信息,并替代人工在短时间内下单。我国铁路部门曾明确对外声明,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此外,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在12306系统的风险防控措施下,大多数“抢票软件”的高频刷票等异常行为能够被识别并受到阻拦。可见,第三方平台代抢车票业务,不符合铁路部门设定的网络购票规则,亦可能增加12306网站的运营成本。

第三方车票代抢业务也难说具有竞争正当性。如上所言,其在技术上并未实现对购票系统功能的实质性改进或优化,相反会增加购票系统的运营成本和管理维护难度,在竞争效能上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不具有创新竞争的本质特征。

从长远看,消费者利益是受损害的。该类业务通常为有偿方式,仅为少数用户提供了便利,代价是绝大多数消费者“先到先得”的平等购票权利被剥夺,最终导致消费者承担了服务效率降低或购票成本增加的隐形代价。

此外,火车高铁作为大众出行工具,票务资源具有公共属性,不公平的购票环境会让消费者容易将其归咎于铁路部门的技术缺陷或监管纵容,进而对铁路部门的服务质量和公信力产生质疑,损害政府部门的信誉;异常的刷票数据还有可能导致铁路部门对车辆班次的错误安排部署。

上述案例入选法院年度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为铁路部门整治市场上抢票乱象提供了可循的先例,也为行政机关的监管介入提供了依据和指引。这应该是最高法的用意所在。

未来,对提供网络抢票业务的服务商而言,十分有必要重新审视自身业务的法律风险,做出业务调整。对铁路部门而言,应借此契机,积极与第三方代抢平台建立技术协作,在确保公平购票秩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第三方平台资源为消费者提供增值服务,如允许第三方平台向消费者提供中转换乘方案、定时代购票等服务等,避免技术竞争导致双方资源的消耗。相信随着司法裁判规则的明确、行政监管的协同,以及行业自律性的提升,网络票务服务生态会在技术创新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

(作者系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小时前

在北京望京SOHO办公室,赵雅婷抱来厚厚一摞书,取下上面那本268页的《热河生物群》。这本精装大部头的书页上贴了87张绿色小纸条,每张纸条对应着一幅或多幅涉嫌侵权使用的图片。这只是该书作者诸多涉嫌侵权著作中的一本。

翻看书页可以看到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操作:有的图片标注了引用来源“赵闯绘”;有的写着“赵闯授权”;更多还是赵闯绘制的图片,却没有本属于它们的名字。

这本由中国地质调查成果(CGS 2016-020)赞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出版于2016年。其中,涉及赵闯所属著作权的图片大多绘制于2013年之前。那一年,以赵闯为主理画家的PNSO出版了5卷本的《古生物图鉴》,系统性复原了全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古生物。

《古生物图鉴》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以其中的《古生物图鉴:中国恐龙》为例,图鉴用中英文标注了近130余种生活在6500万年前中国恐龙的中文名称、学名、命名者的资料,整理了物种的化石产地、基本体型、生存年代、食性等特征。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唯一来自中国、具有原创性的生物科学复原著作,打破了该研究领域长期被国外创作者垄断的局面。

出版这样一部详实系统图鉴的本意是要为古生物研究者与爱好者的研究、教学等工作提供科学帮助,不曾想却就此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2015年,赵雅婷加入PNSO,负责产品研发和IP运营。过去10年,出门看展、逛书店对她来说都是相当痛苦的经历:一旦涉及恐龙主题的书籍或展览,大概率能看到赵闯的画作,博物馆使用的恐龙模型很多来自PNSO,连路边摊卖的恐龙涂色手册用的都是赵闯的画——当然这些都没有获得她的授权。

本以为日子会继续这样下去。但2024年发生的两件事让PNSO团队意识到: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一是当年已经判决认定存在侵权行为的《中国恐龙地图》(ISBN 978-7-5596-6200-2),并没有停止使用侵权图片;二是商业项目中兴恐龙博物馆在未授权的情况下大量使用赵闯的画作,这些都触碰了PNSO能够容忍的底线。

2025年,PNSO对《中国恐龙地图》再次发起侵权诉讼,除了第一次起诉过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二次起诉还追加了图书的策划方禹田文化和绘者董亚楠。2025年4月10日,中兴恐龙博物馆的著作权纠纷案也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这只是PNSO拉开的维权序幕:包括文章开头提及的系列侵权书籍,赵雅婷和同事正在出版物、文创、博物馆等各赛道寻找侵权最严重的主体,展开反击。曾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PNSO,选择不再沉默。

一拳打在棉花上

赵闯是谁?PNSO是谁?他们的作品为何频繁成为被侵权的对象?

作为古生物复原画家,赵闯可谓年少成名。2006年,大学二年级的赵闯绘制的《远古翔兽复原图》登上了英国《自然》杂志的封面。那一年,远古翔兽这种带翼膜的哺乳动物化石在内蒙古宁城被发现,将哺乳动物滑翔的记录提前了7900万年。

此后十多年,赵闯一直为世界顶级科学期刊、研究机构、各博物馆提供科学美术作品,至少复原过数千种古生物,其中仅恐龙主题的绘画创作就达到上万幅。直到今天,赵闯也是全球古生物科学复原领域为数不多的科学艺术创作者之一。

PNSO(啄木鸟科学艺术小组)则是由赵闯和作家杨杨于2010年合作成立的科学艺术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团队,产出的作品除了在《自然》《科学》《细胞》等科学期刊上刊发,也常见于全球媒体的科学报道、博物馆展出等。无论是作品的科学性、艺术性还是数量,PNSO和背后的赵闯都称得上是“中国的恐龙大王”。

尽管做到细分领域的头部,但不为更广泛外界所知的低调也给PNSO后续不断爆发的著作权侵权问题埋下了祸根。

赵雅婷至今记得2024年年底初到沈阳市中兴恐龙博物馆的震惊。“中兴恐龙博物馆1月1日盛大开馆”的商场宣传海报印制的是赵闯复原绘制的羽王龙,从体态到毛色花纹一笔未改。博物馆的恐龙标志用的是赵闯画的羽王龙骨骼复原图,场管内弧形墙面上展示的云梦龙、扶绥龙、黄河巨龙、峨眉龙、川街龙、马门溪龙、克拉美丽龙、傅山龙、辽宁巨龙等10条蜥脚类恐龙,也全是赵闯的画作。赵雅婷和PNSO同事初步统计涉及侵权的图片和模型作品多达99处。

饶是多年习惯被侵权,赵雅婷一时也有些恍惚,甚至怀疑给过对方授权,只是自己忘了。但她仔细查看资料,无论是该博物馆项目所属的上市母公司中兴商业,还是博物馆的运营方,都从未与PNSO有过商业接触。

公开资料介绍,沈阳·中兴博物馆是由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朝阳侏罗纪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共同打造,是国内首家位于商业中心的恐龙专题专业博物馆,展陈面积达3000平方米,号称拥有1万种史前生物的复原场景。

起初,赵雅婷通过PNSO粉丝提供的线索发现了问题。在该博物馆试运营期间,PNSO团队就赶到沈阳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报案。接到报案,沈阳市文化市场执法队在2024年12月30日前往博物馆取证调查,并在次日向沈阳中兴恐龙侏罗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经济观察报记者在通知书上看到,该公司工作人员于31日15时38分签收。PNSO方面也向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立刻停止侵权行为。

但令PNSO意外又不意外的是:2025年1月1日,该博物馆依然举办了开幕仪式。

这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赵雅婷并不陌生。

2024年8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曾判决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中国恐龙地图》,侵权赵闯11幅作品。出版社支付了判决认定的赔偿金额,但对于“停止在图书中使用侵权图片”的判决要求,侵权方没有执行:图书不仅照常销售,甚至使用侵权图片的图书销售介绍页面都没改。“禹田文化和北京联合出版社是知名的图书策划机构和出版机构,我们也对他们为什么没有停止侵权行为感到疑惑不解。”赵雅婷说,这本2022年出版的图书还获得过包括文津奖在内的诸多奖项。

2024年判决生效后,PNSO也向这本书的评奖机构分发过律师函,目前只有由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主办的“我最喜爱的童书30强”组委会撤销了奖项。

采访期间,经济观察报也曾向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津奖组委会就侵权图书的处理事宜发去采访邮件,截至发稿,组委会没有联系记者,也没有做出回应。

禹田文化市场部回复经济观察报称:公司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同时公司会严格执行法院判决,也会向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侵权方主张权利。

不只是出版物,侵权行为广泛出现在IP衍生物、文创产品、展览馆、博物馆,甚至是古生物的科普领域。

遇到比较严重的侵权时,赵雅婷会给对方发律师函,“关系好的会找熟人卖人情”,但更多时候是石沉大海:侵权行为既不会因收到律师函警告而停止,PNSO也不会得到任何赔偿,甚至连句道歉也没有。

侵权在过去十几年间一直在发生。只是像中兴恐龙博物馆如此大规模侵权的做法,令赵闯难以理解。如今,赵闯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创作上,维权、诉讼等商业操作都交给赵雅婷等PNSO的同事。

诉讼缘起

赵闯从初中就开始画恐龙,但真正系统性、大量出画还是在2006年画出《远古翔兽复原图》之后。作为创作者,他的想法很简单:自己画的恐龙要与众不同。

但2006年的行业大环境仍是“著作权保护的荒漠”。赵闯说,他的画作被各种展览不打招呼就使用的情况时有发生,自己从没意识到“要去维权”,直到PNSO的投资人坐不住了。

李青是PNSO的早期投资人。2024年,李青很尊敬的一位科技领域老前辈关注到对PNSO和赵闯作品侵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质问李青“装什么老好人”。

李青说闷头做创作的PNSO一直活得挺好,多年来对侵权的事情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何必主动做得罪人的事?

目前,在古生物科学复原创作领域的大部分画家多为兼职,且人数稀少,专职做科学创作的只有赵闯一人。圈内不少研究学者、科普作者,赵闯和PNSO都很熟悉。

但老前辈的一句话却让李青汗颜。他说,如果在最讲究科学的领域,侵权抄袭都可以被纵容,那些所谓的科学家就会在其他方面造假或心存侥幸,这种风气还会教给他们的学生,PNSO的纵容会毁了“中国科学的未来”。

这顶大帽扣下来,李青失眠了。

在他看来,之所以中国古生物领域的科学家能多次在全球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古生物的材料好。有人曾评价说: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是建立在中国丰富的化石基础上的。

但李青却想说:中国恐龙文化行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侵犯赵闯和PNSO著作权基础上的。

李青和团队商量后决定做出改变:2025年拿出100万元预算,在图书、文创、博物馆等诸多领域打起反侵权大旗。《中国恐龙地图》侵权案就是PNSO打的第一仗。

为何要先打这场仗?赵雅婷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整个团队感受到了“屈辱”。

2023年下半年,海豚出版社编辑曾找到PNSO,希望合作出版2024年度的恐龙主题日历。拜访时,这位编辑送给他们一本自己出版的《中国恐龙日历2023:每天一只中国恐龙》(ISBN 978-7-5110-6118-8)。讽刺的是,日历的绘者正是《中国恐龙地图》的绘者,很多恐龙正是此前涉嫌侵权的内容。

无独有偶,一位知名数字艺术公司业务负责人也曾登门拜访,给他们展示数字藏品,重点介绍的也是《中国恐龙地图》绘画作者的恐龙IP。

“同样内容多次侵权的做法触碰了我们的底线,我们决定发起诉讼。”赵雅婷说如果继续摆出所谓的大度量姿态,就是对原创精神的不尊重、对所有人的不负责任。

“侵权还有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后果就是出现错误。”赵雅婷以中兴恐龙博物馆为例解释说,该博物馆用一整面墙展示了很多古鸟,其中存在古鸟和对应模型放错的问题;在展示古鲸海象鲸时,赵闯原作画的是鲸的左侧面,但这个生物左右两侧牙齿的长度并不相同,但博物馆错误地镜像使用了图片,将两侧的牙齿展示成了相同长度。

“如果他们取得我们授权使用这些内容,我们肯定会复审,这些错误就不会出现。”赵雅婷说,具有严谨系统的科学知识,是科学艺术作品区别于普通艺术创作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恐龙博物馆的受众相当多是有孩子的家庭。抖音电商平台显示:中兴恐龙博物馆销售的78元亲子通票、98元家庭通票累计达2万多张。

科学艺术创作的边界

一些质疑声会说:恐龙的外形、名称属于科学事实,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些概念,恐龙图片何来著作版权一说?

这或许与“一只恐龙如何被复原而来”紧密相关。通常来说,复原一只恐龙需要三个主要步骤:一是骨骼复原,比如赵闯就会研究科学家发现的恐龙化石和论文,若骨骼破碎不完整,他还需比照血缘相近的物种,推测复原缺失的骨骼;二是肌肉复原,创作者会通过肌肉附着点或面的粗糙程度,推测肌肉的强壮程度,重点是要让“肉”长得更加符合科学规律;三是表皮构造复原,复原鳞片或羽毛等表皮同样需要了解物种进化的规律。

完成这一系列创作,一只恐龙的肖像画才算基本完成。

在中伦律师事务所非权益合伙人王飞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下称“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对于科学艺术作品而言,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仅限于作者独创性表达的部分,科学事实的部分属于公共领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科学作品独创性认定的难点,一方面在于如何将科学的、公共领域的元素与作者个性化的表达部分进行分离,二者在事实层面上往往是相互交织存在的。”王飞说因此要进行事实或者观念上的分离,明确作者著作权的边界和范围;与此同时,作者进行推测、复原的范围受到科学事实和规律的限制,因此,作者的智力创造能否达到“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标准,决定了该科学艺术智力成果能否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因此,即便是已经灭绝的物种,艺术家基于化石、科学推测和艺术加工创作,只要具有独创性如独特的姿势、配色、背景设计等,这样的复原图也会享有版权保护。

尽管科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边界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在王飞看来,以PNSO为著作权主体发起的这两起诉讼,在法律认定上还是比较清晰的。

他认为《中国恐龙地图》中多幅绘画与赵闯的恐龙美术作品相比,在美术构图、布局、色彩、线条设计等方面均实质性相似,且赵闯恐龙美术作品完成时间早于董亚楠在《中国恐龙地图》中绘制相关恐龙形象的时间,可以推定存在接触的可能性。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绘图创作者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绘制与其美术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形象,侵犯了赵闯就相关美术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为案涉图书的出版方,未经权利人许可、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的行为,侵犯了赵闯的复制权、发行权;根据著作权法,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继第一次判决后,PNSO在2025年初针对《中国恐龙地图》又追加起诉了25幅侵权作品。前不久,该书绘图创作者董亚楠回应媒体称,“根据提供的资料进行绘制,不负责版权问题”。

“中兴恐龙博物馆案的特殊性在于,行为主体博物馆具有一定的公共文化传播属性,这与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存在一定矛盾。”但王飞说,博物馆、商业机构、地方政府将涉案作品进行复制并向公众进行展览,且涉案侵权作品被用于文旅项目盈利,该行为并不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八款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博物馆等主体的行为构成共同侵犯著作权。

王飞觉得,博物馆需要以文化艺术作品为基础进行商业上的创新,以获得利润进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但若忽视对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保护,就会压制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博物馆等社会机构在利用相关文化资源时,对其版权问题必须要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

“小恐龙”的使用方法

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与PNSO有持续多年的合作,双方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0年前。

2016年,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策划的《我们身边的恐龙》、2019年策划的《终极掠食者》、2021年策划的鲨鱼主题展、2025年策划的《大灭绝》等系列特展、临展,都主动邀请PNSO和赵闯为其定制创作生物图片。

赵雅婷说,每个展览的策划周期都很长,博物馆在策展时会定制展览大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会依照展览大纲,给PNSO发邮件提供展览需要的物种清单。如果已有复原过的成品,赵雅婷会先给到对方确认是否可用,如果可用,这属于第一类“现有图片授权”的合作模式。如果图片需要基于现有复原图进行调整,这属于第二类“现有图片再创作”模式。更多合作属于第三种,即根据馆方要求创作新图。“第一类授权图片的价格约为500美元。新创作的图片价格要在1500—2000美元,如果尺寸很大的场景图、根据图片细节的复杂程度,价格会更高。”赵雅婷说,报价更多是由博物馆方面提出,这套合作流程已在业内运行多年。

初步敲定好内容后,馆方会给赵闯提供馆藏的论文资料以参考创作。初稿完成后,双方会再讨论是否需要继续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馆方会进一步明确需求,比如是侧面还是正面呈现动物的形态,动物的嘴是张着还是闭合,其姿态是在走路、奔跑还是卧着休息,需要展示整个生态环境背景,还是只展示一只生物,是否需要配骨骼复原图等。“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临展厅面积比较小,四五百平米左右,使用图片的数量并不多,二十多张左右,但工作会做得比较细致。”赵雅婷说。二十多张图片换算成人民币总花费在二三十万元,为了这次新展,PNSO准备了半年多时间。

在国内,PNSO也有很多成熟的合作案例。2017年1月31日(正月初三),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中国人的活法》第二季第三集《龙痴》,曾系统讲述赵闯创作恐龙艺术作品的故事。在该片的采访和制作过程中,涉及到赵闯的作品,都会签署授权书。

《5亿年,岩石里的生命奇迹》于2025年1月9日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节目同样大量使用赵闯的绘画作品和PNSO的模型,在拍摄和制作过程,制作团队按照中央电视台的合规要求与PNSO方面签署了授权协议。

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的恐龙厅复制使用了50多幅赵闯创作的作品,同时还展出了多件赵闯授权的科学艺术雕像作品。“创作成都自然博物馆恐龙厅时,赵闯是在现场实地测量设计的。场馆高,创作者会考虑观众站在下面仰视的角度,还包括墙面的弧形和角度、物种的细节特征、物种大小和透视关系、生物群的摆放等。”赵雅婷说,只有成体系地去设计,才能更科学地呈现复原效果。

令人遗憾的是,尊重科学、用科学方法、用尊重知识产权的方式做这些事情的人还是少数。“很多博物馆甚至不知道(自己)侵权了,他们或许认为项目分包给工程方,工程方会解决这些问题。”对此,赵雅婷只能说“很遗憾”。

2025年1月,以中兴商业及关联公司、合作伙伴共同侵权为契机,PNSO启动了名为“小恐龙不服气”的多学科专题研究项目,围绕司法救济、行政救济、同行救济等话题,展开专题研讨。“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公开的讨论来切实推进关于著作权方面的法治建设,利用具体的案例来为立法、司法、执法等不同环节提供有价值的参考。”PNSO在项目发起说明上如是写道。

赵雅婷说,PNSO有大量粉丝,很多被侵权的消息都来自粉丝,“他们会在各种平台给我们发侵权对照图,左边是侵权图,右边是我们的原图,做得很清楚。很多人还是有正义之心的”。

今年3月5日,PNSO还与作家庄羽做了一次面对面的直播。在与庄羽的对谈中,赵雅婷最大的感触是:为何被侵权的人反而会有羞耻感?在过去很多年,深陷郭敬明抄袭阴影中的庄羽,也并没有得到同行以及社会的支持和理解。

“是我们力量太弱了,是我们不够有名,所以可以被欺负?当你有这样的自我怀疑时,我才意识到过去多年过于低调的策略或许是有问题的。”赵雅婷说,PNSO一直以创作为主体,从不主动宣传,日子过的简单而快乐,但如今每天陷入各种官司,时间被浪费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但赵雅婷并不后悔:选择不再做“老好人”的PNSO,必须像个战士一样去战斗。

3小时前

“万能险不再保底?该入手固收类保险产品了!想安稳,要趁早!”

2025年4月25日晚,有保险代理人在朋友圈转发一张万能险产品将迎调整的海报。此时,距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万能型人身保险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刚过去几个小时。

保险经纪人林宇也在朋友圈转发了这张海报,并向近期咨询理财型保险的客户同步了这一消息。

根据《通知》,监管层将允许保险公司在满足相应约束条件时,对万能险产品调整最低保证利率;同时禁止开发五年期以下(不含五年)的万能险,并制定万能险销售“负面清单”。《通知》自2025年5月1日起实施。

对于这一变化,作为一线保险销售人员的林宇有些担忧:虽然短期可能会带来一波销售机会,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削弱保险产品的竞争力。

金融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在强监管约束下,万能险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保险需求,消费者投诉较少,风险得到有效防范,但有部分万能险业务仍存在问题,比如保障功能有待强化、账户运作不规范、少数万能险资金运用较为激进等。为从严监管万能险,金融监管总局印发了《通知》,从制度上有针对性地治理万能险存在的主要问题,促进万能险持续健康发展。

防范利差损风险 万能险调整最低保证利率

万能险,是指在产品名称中包含“(万能型)”字样、可灵活缴纳保费、可调整保险保障水平,兼有保障和投资功能的保险产品。

万能险利率包含保证利率和结算利率。其中,保证利率目前是不超过1.5%;结算利率则是保险公司根据万能账户的投资情况确定上月的实际利率,与保险公司投资收益有着强关联性,存在不确定性,但不会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通知》明确,保单账户价值提供最低收益保证,最低保证利率不得为负。同时,《通知》提出,保险公司为强化资产负债管理、保障客户长期利益,可以对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设置保证期间,保证期满以后可以合理调整最低保证利率。

为了进一步提升万能险保障水平,《通知》禁止保险公司开发五年期以下的万能险,鼓励通过合理调整退保费用、保单持续奖金等产品设计要素延长保单实际存续期限。

在产品设计上,《通知》强调,除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等产品外,其他产品不得设计成万能型。

“以前万能险账户终身保底,追加投保又比较灵活,受到不少客户的青睐,以后情况可能有所变化。”林宇表示。

强化资金管理 严格控制大类资产投资比例

受利率下行影响,保险公司投资端面临较大压力。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通知》在很大篇幅上对资产端提出了具体要求。

《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强化集中度监管和非标投资监管,对万能险资金运用从严设置上限,同时要求强化关联交易监管,禁止通过多层嵌套、通道业务等方式开展不当关联交易。

在控制大类资产投资方面,《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主动管控单一行业、单一品种和单一交易对手等投资集中度比例,有效管理相关风险敞口,确保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之内。

在具体投资资产比例方面,万能险资金投资单一未上市企业股权的余额,不得超过该未上市企业总股本的20%;投资单一股权投资基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该股权投资基金实缴份额的30%;投资单一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的账面余额,不得超过该产品实缴规模的25%;投资单一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余额,不得超过该产品实收信托规模的25%(信用等级为AAA级的除外)。

规范销售行为 设置一年过渡期

《通知》提到,在销售万能险时,不能弱化万能险的人身保险保障属性,仅使用“利息”“预期收益”等词语宣传产品;不能将万能险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进行简单类比或混同;不能对万能险产品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保单利益提供间接或隐性担保;不得通过调整退保费用、持续奖励等产品设计要素,或设置部分领取、生存领取、减少保额等条款,变相缩短产品实际存续期限。

此外,监管层还将制定万能险销售“负面清单”,强化监督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为充分考虑市场影响,对不符合《通知》要求的存量业务,监管层给予了一年的过渡期,保障人身险市场平稳运行。为防范增量风险,《通知》要求过渡期内新审批或备案的产品须符合《通知》规定。

随着利率中枢的下行,万能险的结算利率也出现下降。Wind数据显示,2024年12月份,在披露结算利率的818款万能险产品中,有460款产品的结算利率在3%及以上,占比达56%;同时,有358款产品结算利率不及3%。相比之下,2024年1月份,万能险产品的结算利率最高达4.5%,当时结算利率在3.5%及以上的产品占万能险产品总数的45.3%。

(应受访者要求,林宇为化名)

3小时前

在推广老人跌倒监测设备过程中,来自市场的反馈让清澜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博越发坚定这是个蓝海市场的信念。

2024年,在香港一所高端养老院里,一位老人半夜在卫生间摔倒,头磕到了洗脸盆上,大量流血,两小时后,巡检人员才发现。

跌倒被视为老年人的“头号杀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1次跌倒。

孙博说,在独居老人数量快速增加的背景下,无法预料老人何时会跌倒。当老人跌倒时,如何将跌倒的信息及时传递出去成为老人能否及时获得治疗的关键。

2021年,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老人跌倒监测赛道进入繁荣期,各类与老人跌倒监测相关的公司密集注册成立,市场上的产品采用了不同技术方案,比如采用毫米波雷达技术的监控、视频监控和穿戴设备监控等多种产品,售价从一千元至两万元不等。

此前,毫米波雷达在市场中的主要应用场景是自动驾驶,一个巧合是,在近几年车企卷智能驾驶系统的过程中,毫米波雷达硬件价格也快速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使用毫米波雷达的老人跌倒监测设备售价降至一千元至两千元。

孙博说,养老行业一直是被技术遗忘的角落。

4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4年版)》显示,涉及智能监测老人跌倒的企业总计5家,清澜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为其中之一。

2024年,孙博的公司营收同比增长5倍,产品销往国内和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市场。而在今年,公司的营收延续了5倍增长的目标。他说:“在银发经济和端侧智能化改造的政策背景下,这个赛道预计在今年会有爆发式增长。”

准确度之战

老人跌倒监测设备经历了一段国产化过程。

2019年之前,国内老人跌倒监测设备基本被一家以色列科技公司的产品所占据。2019年后,一批专注开发老人跌倒监测设备的公司陆续成立,相关技术、产品也迅速进入迭代阶段。

准确度是老人跌倒监测设备最重要的指标。泰康之家科技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春源说,设备任何一次误报都会极大降低老人对监测设备的信任,一次漏报带来的影响就更大。从2017年开始,泰康之家就持续关注并在实验室内测试国内外众多与老人跌倒监测有关的产品与技术。但时至今日,未有一款产品完成实验室设定的所有测试,因此,相关产品也未在泰康之家大范围应用。

老人跌倒监测设备大致可以分为“观察”和“判断”两个环节。不同检测设备采用了不同的视觉方案来“观察”现场情况,并通过后台的算法来“推断”老人是否摔倒。因此,硬件的质量和算法的能力是影响精确度的两个重要因素。

近些年,国内毫米波雷达监测设备不断迭代,技术经历了多次演变,性能也不断提高:从只能监测一人到能同时监测多人的跌倒,设备监测范围从小范围扩大到整个房间,误报率或漏报率也不断下降。

孙博介绍,最近两年,随着用户样本量的增长,国内跌倒监测设备发展十分迅速,目前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位置。毫米波雷达不仅能观察摔倒情况,还能通过分析呼吸心跳引起的胸腔起伏来监测呼吸和心率频率,因此除了监测老人的跌倒,还能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是否离床,是否长时间无活动、滞留等。

在毫米波雷达监测设备质量方面,此前市场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且价格内卷严重。3月13日,民政部发布《监测和定位辅助器具毫米波雷达监测报警器》(MZT238—2025)推荐性行业标准,并将于5月1日起实施。这样的行业性标准也被行业人士视为“良币驱除劣币”的开始。

算法也受益于人工智能(AI)的发展而不断迭代。江苏艾雨文承养老机器人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朱岩介绍,各类监控设备主要通过算法来判断某个老人姿态的变化或出现特定姿态是否意味着跌倒。算法需要区分老人只是平躺着还是因摔伤躺在地上,还需要排除绿植、宠物等各项干扰因素,以使误差达到最小值。因此,老人跌倒监测设备需要通过足够大的样本量来不断优化算法,进而提升准确率。

孙博说,跌倒监测设备的迭代与AI算法的进步息息相关。随着样本量增多,算法会越来越精确和聪明。同时,AI还能提升产品的交互能力,比如孙博的公司推出了能与老人对话的AI呼救精灵。

在2023年5月发布了第一代产品时,清澜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毫米波雷达监测设备判断跌倒的准确率大于95%、误报率为1次/3月,跌倒监测范围为24平方米。随着此后两年的大样本AI训练迭代,尤其是让算法能排除流水、绿植、风扇、窗帘等干扰因素,去年底设备的准确度进一步提升到98%以上,误报率进一步降低到1次/半年。产品也因此陆续打开了国际市场以及酒店、医院、学校等细分市场。

孙博表示,一次漏报会放大老人对设备的不信任,因此为了在98%的准确率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接下来还需要算法的迭代优化。同样是提升1%的准确率,越往后,需要的时间周期就更长样本量就更大。

应用场景的开拓

在跌倒监测设备广泛应用前,国内养老机构通常会在房间、卫生间等位置安装拉绳、按钮等报警系统。但在市场调研中,孙博发现,相当比例老人在跌倒后,短时间内并不具备主动“报警”能力,如果跌倒者是独居老人,跌倒情况就更难被发现。他说,应对这类情况是跌倒监测设备存在的最大意义。

近几年市场上也涌现了更多功能相似、但设备类型存在巨大差异的产品,比如可穿戴设备、视频监控、智能机器人等。不同设备在寻找不同的应用场景。

江苏艾雨文承养老机器人有限公司于2023年推出了“大头阿亮”智能养老机器人,其中包含了老人跌倒预警、机器自主寻人、子女远程分身等功能,目前市场定价为2万元左右。朱岩介绍,公司推出的智能养老机器人分为居家版和机构版,居家版机器人能基于视觉算法判断老人是否跌倒,还可以通过连接健康监测设备,监控老人的血糖、血压、心率等健康指标。如果数值出现异常,机器人会及时预警,并与老人的紧急联系人沟通。此外,智能机器人还能嫁接上门维修、保洁等社区资源,让老人实现一键下单。

孙博表示,在监测老人跌倒方面,不同设备各有优劣势。“卫生间和卧室是老人发生意外跌倒的高发区,但通过视频去监测这些区域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穿戴设备则需要经常充电以及面临在淋浴场景的适配性问题,很多老人也会因为穿戴设备引起的不适而不愿意佩戴。”

一位中端连锁养老机构运营者曾尝试过多款行业内知名的毫米波雷达监测设备,但发现这类设备最大的缺点是覆盖范围有限且无法穿墙,为此每个房间至少需要安装两台设备(卧室和卫生间)。一台设备采购价至少在千元级,因此养老机构想要做到设备全覆盖,支出成本并不低。短期内机构还是更依赖现有护理员的定时定点巡查来监测老人的跌倒情况。

从多方采访来看,当前国内跌倒监测设备的两大销售渠道为中高端养老机构以及政府采购。一方面,中高端养老机构因更严格的管理需求和更强资金实力,能够接受售价在千元级的设备,以辅助护理员的巡视工作。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会批量采购跌倒监测设备安装在独居老人家中。这样社区网格员也能远程监控到老人的生命体征、安全等。

相比于国内市场主要由中高端养老机构和政府部门采购,在海外市场,孙博公司设备的很多购买者是普通养老机构和个人消费者。

孙博认为,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国外机构养老补贴高,对价格容忍度更高。无论机构还是普通消费者,也更注重产品带来的价值和实际效果,愿意为价值买单。

朱岩认为,老人跌倒预警设备仍需要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市场教育过程。他建议可以将相关设备纳入医保,让更多家庭能够使用这些设备。此外,如果政府部门和各地社区能积极宣传推广老人跌倒预警设备,个人对设备的接受度也能大大提升。

多位从业者认为,在政策逐渐完善以及市场需求逐渐明朗的情况下,今年产品销量预计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今年年初,孙博给公司定下的营收目标是同比增长5倍,总体规模达到千万级;朱岩则提出公司今年销售数量目标为2000台智能养老机器人,以每台机器人2万元计算,营收将达到4000万元。

朱岩表示:“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已超过3亿,按照‘9073’养老服务布局来看,将有2.7亿老人选择居家养老,所以能实现跌倒预警及监测身体指标的设备一定是个蓝海市场。”

预警之后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设备警报声响起前后,还需要搭建一整套体系来减轻跌倒给老人带来的影响,而这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协作。

近期,清澜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通过合作,在一些区域搭建起了15分钟急救圈——当公司监测产品发出预警信息后,后台能迅速将报警信息传递给后续的急救平台,随即相应的急救人员能联系老人或上门给老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王春源说,在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以及独居老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当下,需要有一整套社会化服务体系来承接老人的跌倒预警信息,让物业或急救平台能够及时响应。否则仅提示老人跌倒的预警信息也不能降低跌倒给老人造成的伤害。

专业的养老机构会搭建一整套体系,以最大程度降低老人的跌倒风险和跌倒致重伤的风险。

泰康之家养老社区事业部服务管理部副总经理何睿介绍,老人在入住泰康之家前,需要经过一系列健康评估,其中关键一环是了解每位老人跌倒风险的程度、导致个人跌倒隐患的因素。随着年纪逐渐增长,老人的跌倒风险会逐步上升,尤其是80岁以上老人跌倒风险显著提升。平衡能力下降、肌肉无力、不良步态、慢性疼痛、视觉障碍等都可能加大老人跌倒的风险。

何睿表示,跌倒是造成老年人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对于居家养老的老人,家属应该额外注意上述风险因素,同时要积极帮助老人建立防跌意识。“比如要额外关注起床这个跌倒高发场景,最简单的应对办法是三个30秒:睡醒后30秒再坐起、床沿坐30秒再站立、站立30秒再行走。”

3小时前

读者来信:

我是 12 岁男孩的妈妈,孩子沉迷手机游戏的现状让我焦虑至极。每次看到他两眼放光盯着屏幕,我既心疼又愤怒。

如今 身边不少的家长担忧孩子手机成瘾, “非常焦虑”,我就是其中之一。电子设备太可怕了,动不动就给孩子来个多巴胺刺激,学习那点事儿哪能比得上?更糟心的是,我一管他,他就跟我对着干,家庭氛围都快被搞崩了。

孩子现在学习都没心思,成绩下滑得厉害,我真怕他这样下去毁了未来,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一位忧心忡忡的妈妈

回复如下:

作为一位12岁男孩的妈妈,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游戏的状况,您的心疼、愤怒与焦虑我都能深深理解。这不仅是您一个人的困扰,也是许多家长正在经历的挑战。

12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前期,大脑中负责冲动控制和决策的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而游戏带来的即时奖励和刺激很容易让他们上瘾。同时,这个阶段的孩子也在寻求自我认同和独立,当家长试图管控他的行为时,他可能会通过反抗来证明自己的自主性,这反而加剧了亲子间的冲突。

我曾遇到一位和你情况相似的家长,她的孩子小凯当时上六年级,每天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打游戏,作业经常写到半夜,成绩也从班级前十滑到了中下游。小凯妈妈一开始采取没收手机、大声斥责的方式,结果小凯变得越来越叛逆,甚至偷偷用零花钱去买二手手机。后来,我们尝试换了一种方式——小凯妈妈和孩子坐下来,像朋友一样聊天,先倾听小凯为什么喜欢玩游戏。小凯说,游戏里他能带领队友“攻城略地”,很有成就感,而且能和网友聊天,感觉比现实中更自在。了解到这些后,妈妈和小凯一起制定了手机使用规则:周一到周五,完成作业、复习完当天功课,可以玩30分钟游戏;周末写完作业后,游戏时间延长到1小时。规则制定好后,他们还一起把规则写在纸上,贴在小凯房间的墙上,双方都签了字。慢慢地,小凯开始主动遵守约定,因为这是他自己参与制定的,他感受到了被尊重。

还有一位家长王女士的经历也很有启发。她发现儿子沉迷游戏后,没有急着制止,而是主动下载了孩子玩的游戏,跟着孩子学习怎么操作。一开始孩子觉得妈妈“笨手笨脚”,还会笑话她,但慢慢地,母子俩有了共同话题。孩子会得意地教妈妈技巧,妈妈则趁机引导孩子:“游戏里你这么厉害,要是把这份聪明用在学习上,肯定也能取得好成绩!”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感受到妈妈是在理解他,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亲子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另外,帮孩子找到游戏之外的乐趣也很关键。有个孩子,原本每天除了游戏对其他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后来,孩子爸爸发现孩子其实很喜欢小动物,就带他去报名了宠物救助站的志愿者活动。每周六,孩子都会和爸爸去救助站帮忙照顾流浪猫、流浪狗,给它们喂食、洗澡。渐渐地,这个孩子发现现实世界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对游戏的依赖越来越少。你也可以观察孩子的兴趣点,无论是运动、绘画、音乐,还是其他活动,多为他创造参与的机会。

其实很多时候,孩子沉迷游戏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曾接触过一个孩子,父母工作很忙,平时很少有时间陪他,他只能在游戏里寻找陪伴和认可。后来,父母意识到了问题,每周专门抽出一天时间,全家一起去公园散步、爬山,或者在家看电影、做美食。当孩子感受到足够的关注和爱,游戏对他的吸引力也就没那么大了。

最后,家长的示范作用也不容忽视。我见过有的家庭,爸爸妈妈下班回家后就各自刷手机,孩子自然有样学样。但如果家长能放下手机,多和孩子互动,比如晚饭后一起聊聊天、玩点什么,家庭氛围会温馨许多,孩子也会更愿意参与到现实生活中。

改变不会一蹴而就,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反复,这都是正常的。当孩子出现抵触情绪时,请先做几个深呼吸,平复自己的情绪,再和孩子沟通。只要我们用对方法,给予孩子足够的理解和支持,一定能帮助他摆脱手机成瘾的困扰,重新找回学习和生活的乐趣。

4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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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由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撰写的《金融科技平台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影响研究报告》(下称《报告》)在广州正式发布。《报告》是该研究院的科技金融研究团队对奇富科技等金融科技公司及部分中小银行历时半年、充分调查研究后撰写而成。

《报告》显示,近年来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对金融行业的推动和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降低信息不对称,拓宽普惠金融服务的边界;二是变革金融服务方式,提升行业效率;三是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体验;四是扩大信贷供给,完善多层次生态;五是服务普惠群体,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报告》指出,随着技术迭代,当前AI大模型正成为金融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而金融科技平台在AI前沿领域的探索,则为上述影响的深化提供了核心动能。总体来看,在中小银行的助贷类消费信贷中,由金融科技平台提供的线上助贷已占到一半,线上助贷让中小银行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健康而适当的消费信贷服务有助于释放出更大的消费增量空间,拉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该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莫秀根在发布会上表示。

《报告》建议,随着金融科技的创新,不少细分金融领域都逐步形成数字金融产业链。作为产业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科技平台应继续加大金融科技创新力度,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和场景优势,提升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等方面的发展空间,全面引领国家金融战略的发展。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下设的国际化专业研究机构,致力于打造普惠金融和社会责任投资领域的一流智库和行业交流平台,推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和社会责任投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4小时前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3103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2%,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202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6%,从以上数据来看我国老龄化水平正不断加深,形势严峻。但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机会。

以“让老年人住得更好”为主题的“2025中国银发人居发展大会”,于2025年4月24日在上海盛大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主办,聚焦银发经济下老年人居住的核心议题,在社会关注“养老”的基础上,着重满足银发人群 “享老”“乐老” 等多元化需求,凝聚行业力量探索银发人居高质量发展路径。大会得到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上海市虹口区民政局联合协办的大力支持,并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康养分会、克而瑞漾美、中房研协、中房优采共同承办。

大会上著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指出,银发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扩消费很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提振内循环、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一个很重要的举措。银发经济不仅仅是福利体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建设的核心部分,也是我们改变结构性问题、解决当前周期性问题的一个着眼点。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康养分会会长周忻,围绕“让老年人住的更好”等话题,从银发人居的内涵与外延、银发人居的八大场景等做了精彩分享。

同时,大会还发布了《2025中国银发人居发展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银发经济与养老事业的关系。提出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银发经济规模即将突破10万亿元大关。其中银发地产作为银发经济的核心支柱产业,从养老地产的单一养老功能,向满足银发人群居住生活的多元需求。银发人居则是在银发地产基础上的进一步延深。

报告明确了银发人居的定义:银发人居以老年人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空间设计、服务配套和社会治理,打造适合老年人“住的安心、活得舒心、融得进去”的居住生态。以居住场景带动“衣食住行用、康养文旅服”十大产业的协同发展。

报告深入剖析了银发人居八大场景,并分别针对银发友好社区、可持续照料的CCRC社区、银发综合体、银发公寓、市场型养老院、银发商业、银发经济产业园、银发旅居各场景,细节分析了其各自发展状况并提出相应建议。银发人居全方位覆盖老年人居住生活需求,为银发经济蓬勃发展勾勒出清晰的实践路径。

12小时前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洪小棠

经济观察报独家获悉,江信基金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两个核心岗位人事安排或将生变。孙桢磉拟辞去江信基金董事长职务,并要求解聘原亮的总经理职务,同时提名来自国盛证券的孙剑担任江信基金新任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务。对此安排,江信基金董事李超和马晓彬表示强烈反对。

根据公开资料,江信基金成立于2013年。国盛金控旗下全资子公司国盛证券对江信基金的持股比例为30%,是江信基金的第一大股东。2011年,孙桢磉被国盛证券委派筹备江信基金,并在2013年被任命为江信基金的董事长。

公开资料显示,原亮先后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大经路办事处,长财证券、恒泰证券各营业部,恒泰证券机构交易部,恒泰证券资产管理部,历任各营业部总经理、经纪业务北京区域总经理兼机构业务部总经理,机构交易部副总经理、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2020年2月起,就职于江信基金任机构业务总部总监,2022年6月至2023年9月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江信基金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上海分公司负责人兼董事。

在江信基金一位内部人士看来,原亮在任江信基金总经理期间,大力推动公司的全面整改和自救,整体表现良好。

记者从一位知情人士处获悉,2024年11月,孙桢磉等人因涉职务侵占被立案调查。目前,其仍为江信基金的董事长。

前述江信基金内部人士表示,此次该公司拟进行文初所述的人事调整,未征得原亮等部分高管的同意。

根据该公司内部人士提供的一份《关于不同意解聘原亮总经理职务的说明》(下称《说明》)中,江信基金董事李超和马晓彬对大股东国盛证券以为江信基金提供了流动性支持为由解聘原亮总经理职务,由国盛证券派驻的董事孙剑代为履行总经理一职的做法表示反对。

《说明》中显示,不同意解聘原亮总经理职务的理由为:在公司风险化解期间更换总经理并不符合监管政策,同时股东方提供流动性指出亦不是解聘总经理的理由,更换总经理应公正公开,理由充分且合理。

“考虑到审计署对于江信基金的审计尚未有正式结论,且董事长孙桢磉目前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涉及江信基金人员变更等重大事项应谨慎处理。” 该《说明》进一步表述。

一位中大型基金公司合规相关人士表示,“按照常规,若公司被审计并可能存在重大违规事项,在有正式结论之前进行重大人事调整,或产生不利于后续调查和司法结论的问题。”

记者获悉,上述人事变动尚需江信基金的董事会同意,且目前尚未上报监管层。

早在约一年前的2024年5月10日,江信基金的郑昱、王安良、李震、汪鹏四位副总经理和首席信息官付明同日离任。

根据Wind数据,江信基金目前的管理规模为20.38亿元,旗下共有14只公募基金产品。截至4月24日,包括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三大类型产品业绩均为正收益。混合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15.01%,债券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2.36%,货币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1.4%。

14小时前

4月25日,国内酒类流通领域唯一一家A股上市企业华致酒行(300755.SZ)发布2025年一季报:第一季度实现营收28.52亿元,同比减少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8539万元,同比减少约34%。

对于业绩下降,华致酒行解释称,报告期内,酒类行业面临周期性调整,主销名酒市场价格呈下降趋势,同时基于谨慎性原则,对部分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导致净利润同比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0月,“酒二代”吴其融进入华致酒行董事会,成为该公司非独立董事。吴其融是公司创始人吴向东的儿子。

和吴其融同期到来的还有新任总经理。华致酒行原总经理李伟离任,副总经理杨武勇改任总经理。

事实上,华致酒行在2024年第四季度迎来上市后首个季度亏损,归母净利润亏损1.2亿元。就2024年度来看,其营收和净利润也都在下降,全年营收约为94.64亿元,同比减少6.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4445万元,同比减少81%。

电商成唯一增长渠道

除华致酒行外,吴向东还创立了“港股白酒第一股”珍酒李渡(6979.HK)。目前,吴其融在两家公司均负责电商业务。

出生于1996年的吴其融,2018年毕业于伯明翰大学,主修计算机系统工程及工商管理。毕业第二年,吴其融加入珍酒李渡,先后在酒厂及销售部门担任职位,后负责组建并管理数字营销事业部。此后,吴其融负责电商业务,包括线上销售、数字化转型及线上线下渠道融合。

2022年10月,吴其融促成湖南珍酒商贸有限公司的设立,负责珍酒线上销售、直播电商、数字化营销等业务。2021年,他曾参与设立湖南华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探索短视频和直播电商业务。但该公司已于2024年1月注销。  

从结果上看,2024年华致酒行电商渠道的表现也很突出,收入达20.92亿元,同比增长72.87%,占总收入的22.11%,成为仅次于华东地区的第二大收入来源。

2024年,除了电商和港澳台及国外区域,华致酒行所有区域的营业收入均出现下滑。

据接近吴其融人士称,吴其融的风格是创新务实,他认为以线下起家的华致酒行做电商还有很大空间,一直将精力聚焦于电商部分。

4月17日,珍酒李渡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已提名吴其融为执行董事。

更多调整

随着人事变动,华致酒行的组织架构也迎来调整。

据华致酒行内部人士称,华致酒行将全国市场划分为16个战区、下辖61个区域市场,并对内部业务板块进行了细分,涵盖进口酒事业部、KA事业部、重点客户部以及数字营销部。

与此同时,华致酒行组建了综合管理中心、市场营销中心、公共事务中心、财务共享中心、仓储物流中心、供应链管理中心6个后台支撑中心。后台支撑部门主要作用是把控成本核算、调动资源,支持前台业务部门的发展。

华致酒行正在精简支出,包括促销费和人员费用。2023年开始,华致酒行陆续减员。例如,研发人员从2023年的125人,下降到2024年的33人。

年报显示,华致酒行的销售费用下降21.81%,主要原因是促销费推广用减少,销售人员数量减少,职工薪酬费用也同比下降。

华致酒行方面称,要招聘运营型、开发型、服务型人才,以推动营销模式从传统销售向运营驱动模式转变。

华致酒行的崛起与名酒密切相关。2017年,华致酒行收入24亿元,其中茅台及五粮液为其贡献了近9成的营收。

随着名酒价格下滑、毛利率下降,华致酒行也选择多元化创收,逐渐发展成为“区域酒”经销商。

2024年,华致酒行与国内酒企合作开发了贵州茅台酒(金)、荷花酒、钓鱼台精品酒(铁盖)、古井贡酒1818、虎头汾酒、习酒窖藏1988(鎏金)、金酒鬼、金内参等产品,是上述产品的总经销商。

华致酒行方面称,公司逐步增加与区域酒合作,以进行100—200元价位带产品线扩展,如与仰韶酒业合作后产品动销表现较好。

一位华致酒行中层称,李伟任总经理时期,企业战略执行走样,过于追求发展速度,加之名酒价格下行,导致企业的库存水位高企。

自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华致酒行的新管理层提出了去库存、促动销、稳价格、调结构、强团队、优模式的改革思路,并开展了保价行动,整治线上电商价格和线下暗流价,规范统一产品在各渠道的价格政策。

华致酒行方面称,改革效果短期内难以立竿见影,目前公司存货结构已趋于合理,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库存管理,提升存货周转率。

15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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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数据时间公布值同比增减
GDP2025年一季度3187585.4%
CPI2025年03月份99.9-0.1%
PPI2025年03月份97.5-2.5%
M22025年03月份3260554.577%
微信矩阵
名称最新价涨跌涨跌幅
美元日元143.67551.04370.73%
美元瑞郎0.82770.00070.08%
美元加元1.3852-0.0003-0.02%
英镑美元1.3310-0.0029-0.22%
欧元美元1.1363-0.0026-0.23%
名称最新价涨跌涨跌幅
燃油主连2991-21-0.70%
NYMEX原油63.170.380.61%
NYMEX燃油2.11790.01990.95%
NYMEX汽油2.11050.01420.68%
原油主连492.6-1.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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