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中国步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

展望2016年，经济运行态势如何？宏观调控政策上如何把握？需要注意哪些风险？短期调控政策与供给端的结构性改革，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

2016年经济增速仍将继续下行

《21世纪》：如何看待当前不断下行的经济形势，下行的趋势会延续到什么时候？

刘元春：我国经济下行是由三大因素导致的。首先，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对所有国家都造成了冲击。再者，中国过去维持了三四十年的传统增长方式，进入了拐点阶段。还有短期市场失灵、机制扭曲等短期因素，也使得经济承受下行压力。

在这三大力量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速还将继续下行。我们预期明年年底可能是底部。

《21世纪》：短期周期性因素包括哪些？

刘元春：短期周期性因素有很多。比如市场主体对前景不看好；企业积累的高负债高杠杆，需要进一步去杠杆；改革对存量造成冲击，但新的机制还未建立，像反腐倡廉造成官员激励机制不足，出现懒政怠政现象；再者还有房地产去库存的过程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短期下行压力。

守住底线

《21世纪》：今年6.9%的增速，在世界范围来看，仍然是比较高的，就业形势也不错，经济下行的趋势值得担忧吗？

刘元春：6.9%的增速是比较高，不用过分在意经济增速。增长速度取决于很多因素，后续下降幅度未必很大，但明后年中国经济处于敏感期，需要密切关注。

当前经济结构比较脆弱的，微观主体受到很多冲击。一些企业利润已经是负增长；中国企业整体负债率高，“借新还息”比例不断提高，像2014年企业发行的信用债券中60%用来还本付息；局部区域风险不断积累，东北三省、部分资源省份，下行的速度可能超出其承受能力——这些都会异化微观主体的行为。

再者，当前就业指数不够敏感，未能反映实际就业状况。经济新动力对就业的吸纳能力，究竟是在持续增长，还是已经到达拐点阶段？中国经济能承受多大下行压力，历史上没有参照系，也没有国际标准可照搬。

这些问题都值得密切关注。在下行压力加剧的过程中，宏观调控要强化底部意识。

《21世纪》：这个底线指的是就业？

刘元春：底线有很多，首先是就业。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建筑业受房地产形势影响，吸纳新增就业的能力有限；工业还将不断释放劳动力；服务业受整体经济下行影响，后续吸纳新增就业的空间也有所减弱。

还有政府财政。2015年土地出让金的大幅负增长，政府整体收入是下降的，明年的收入也不容乐观。财政支出压力很大，除了刚性支出的增长，后续改革也需要财政支付成本，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风险。

还有居民收入。前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但中期来看，GDP增速会不断下行，居民收入的高增长不可持续。像一些僵尸企业破产，建筑业对农民工吸纳能力下降等，都会影响居民收入。

积极政策继续

《21世纪》：去年以来，政府出台了多项稳增长的政策，但经济增速仍在下行。稳增长的政策效果似乎不大好？

刘元春：经济下行、调整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率下降，是很正常的，全世界都如此。

为何政策效果不大好呢？主要是微观主体行为变化，导致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变异。目前像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科技人员等精英阶层情绪懈怠，懒政惰政消极现象普遍，这是很多政策失灵的重要原因。

稳增长政策效率进入强烈递减区域，未来要通过改革，重新梳理宏观经济政策传递的路径，提高效率。比如促进形成利益相融的激励机制，调动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21世纪》：2016年宏观调控政策该如何把握？

刘元春：尽管政策效率下降，但明后年政策层面仍要加大力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幅度，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以此重构相对积极的经济预期。

在短期宏观政策托底的基础上，明年要积极推行实质性的结构改革。要抓住明年经济探底的时机，调整存量，像加大对僵尸企业的清理、房地产的去库存化。增量方面，要加大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和一些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解决中国经济的短板，扩大内需。

《21世纪》：当前中央政府强调要进行供给端的结构性改革，这跟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当年供给改革的做法，有什么区别？

刘元春：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的做法，来自自由主义哲学，核心是私有化。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有特殊的内涵，跟西方不一样。

中国之所以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是要解决扭曲的体制机制——当前需求和市场信号不灵敏，一方面产能过剩严重，另一方面很多服务和中高端需求得不到满足；供给过多的企业没办法退出，供给不足的企业又进不来。

中国供给端结构性改革核心是通过对政府的改革，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政府要做好功能定位，不能过度干预企业运营，应该让市场更好发挥作用，让市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该退出的企业退出，短缺产品加大供给力度。

不少人提到的减税，并不是供给端改革的核心问题。

财政挖沟 货币配合

《21世纪》：201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多大？

刘云春：财政赤字方面。明年收支压力会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率可以扩大到3%左右，规模达到2万亿。要加大地方债置换力度，缓解地方政府压力。 还有，减税力度要加强，而且需要定向。对于那些供给不足、创新活力很强、升级压力较大的行业进行全面减税。

另外，财政还要支付一些改革成本。比如当前很多僵尸国有企业，未来要让这部分企业出清，化解过高的债务，破产清算或员工安置等，都需要财政给予一定扶持。

《21世纪》：有人认为应该维持中性的货币政策，以防出现资产泡沫。您怎么看？

刘元春：当前中国企业债务高企，需要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为企业去杠杆提供一个更宽松的环境。另外，经济内生性紧缩力量仍强，需要适度宽松的政策，来稳定市场预期，防止中国步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

为防止出现“衰退性泡沫”，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配以“强金融监管”和“市场秩序建设”，以免进一步诱发资金“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

金融市场缺陷的弥补和恢复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一个很重要前提，也是实施各种宏观大腾挪战略的重要前提。

《21世纪》：当前一线城市房价逆势上涨，这是否就是由于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衰退性泡沫”，该如何应对？

刘元春：货币政策需要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由财政挖沟，将货币引到相应的领域，同时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的胡乱流窜。

目前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不同区域应分类治理，防范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

要合理引导预期和控制一线城市房价，防止过度上涨形成新的泡沫。一线城市泡沫会加速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弱化市场复苏对宏观经济的提振作用，同时房价偏高也是制约房地产需求的重要因素。

三四线城市要鼓励房地产销售，增强复苏的韧度，防止出现局部房地产崩溃的问题。尽快消化巨量库存，政府应鼓励房地产商扩大销售，并给与一定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