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最新演讲：贸易理论在当前受到了颠覆性挑战

由社科院经济所主办的 “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于5月17日在北京举行，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并演讲。

周小川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当中，我国政府做出了很多正确的体制和政策选的择，也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和这些正确的选择，才形成了当前有竞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

但周小川也指出， 这四十年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太正确的做法，或者过渡性的做法，当然，有一些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通过研究、总结才能够逐渐提高的，甚至也有个别的做法和选择是错误的。“这真是一本非常丰富和深厚的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做出很多重大的研究和总结，同时也为推进未来的研究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他称。

周小川还提到，自己在八十年代主要做贸易政策研究，“有一个阶段觉得贸易理论是相当成熟的，关键是如何在体制和政策制定中加以体现。但是最近看来，连贸易理论都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

他表示，“我们有很多新的机会，必须有创新精神，有面对挑战，有深刻的和明确的愿望，愿意和各个学科特别是信息科技等等一些学科，更好的结合和相互借鉴、学习，把经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以下为演讲实录：

周小川：尊敬的谢伏瞻院长，各位经济学家、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经济工作高层论坛，我本来想参加论坛，听取大家好的观点和意见，同时也参加讨论。作为致词就是有一点出乎意外，我也没准备稿子，没稿子也有好处，第一年龄大了，眼睛也不好，有稿子有时候看不清楚，没有稿子也就不会出现找不着哪页的问题。

我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参加这次高层论坛，我觉得这也说明了大家对经济学的热情，《经济研究》杂志复刊四十周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么多论文、讨论，对大家的提高和成长所做出的贡献，大家都给予高度的评价。

经济研究所这么多年，确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我们也都是深有体会的。我自己本人也是看《经济研究》逐渐成长的，也给经济研究偶尔送过一些稿子，总之非常高兴看到《经济研究》在现阶段仍旧持续地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重大的贡献。

我最近二十多年在金融界工作，十五年在中央银行工作。应该说金融界对经济学有深度的依赖，有人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很多金融业的活动都是基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基于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来发展的，更不用说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我们需要密切地观察经济现象，经济中的行为，我们需要有理论，有经验数据来分析经济的现象，从而在宏观调控中做出一些政策的选择。

樊纲同志说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危机，但是小的(经济危机)我们经历过，有的也不算小，亚洲金融风波就不算小，总之宏观调控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跟经济学研究，是跟社科院经济所，以及各个兄弟所所做的工作，经济研究杂志的贡献都分不开的，我在此也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这个场合应该讲什么，我想还是首先说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应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做了很多正确的体制和政策的选择，正是因为有这些正确的体制和政策的选择，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所以形成了当前有竞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

但是这四十年，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太正确的做法，或者有一些过渡性的做法，也有一些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通过研究、总结才能够逐渐提高的，甚至也有个别的做法和选择是错误的。这真是一本非常丰富和深厚的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做出很多重大的研究和总结，同时也为推进未来的研究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我非常赞成谢伏瞻院长所说的，(这四十年)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我们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

第二个时点就是今年恰恰又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十周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大家有不同的算法，如果说是从“两房”到雷曼兄弟破产这个时刻算起，今年正好是十年。当然如果大家从次贷爆发的时间开始算，可能还得算再早一些。这个十周年应该说给经济学研究也带来了非常丰厚的内容。这十年的过程中有很多新的进展，中国也在中间有很多重要的参与，也使涉及危机的有关政策体制的研究受到了全球的重视。

在过去来讲，经济学的内容像是高培勇所长所提到的，我们是经济理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这个分类我觉得分得是很好，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史无前例的大家更重视体制和政策的问题，这是个很丰富的内容。人们关心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危机产生过程中会产生哪些冲击，政策制定者可以有什么样的响应来缓解和克服经济危机，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在危机中尽早的复苏，危机的产生对收入分配、对全体人民和不同组别的人群都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都是重要的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金融危机变成了一个国际合作与国际博弈的新平台，也表明了全球化进展到了非常高的深度。国际的合作和博弈产生了很多新的内容，以至与现在有人对我们过去的一些传统概念提出质疑。

我本人八十年代主要是做贸易政策研究的，有一个阶段觉得贸易理论是相当成熟的一个理论，关键是如何在体制和政策制定中加以体现。但是最近看来，连贸易理论都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所以很多事情要回想起来，它是和这次危机的产生以及危机后续的进展有关系的。

作为金融情况来看，危机之后我们产生了所谓宏观经济周期性的危机的研究，同时建立了所谓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再有就是更加紧密的把各种经济行为的研究和经济政策的研究综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金融危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再扩大我们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方面的工作。

顺带说一句，我认为稍微有些可惜的就是1997年、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波十周年的时候，全球特别是亚洲有很多学术研究的讨论会，研究亚洲金融风波十周年的总结，那一次中国因为体量大，也因为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中受到的冲击不那么突出，我们挺过来了。但是实际上你要认真回想，中间也有很多波折，有很多痛苦，有很多重大的调整，但是十周年的时候没有利用好那个机会来做认真的总结。所以出的学术论文，政策总结、回顾，反而不如我们的亚洲同胞们做得好。

最后我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入了新的时代，经济进入新的常态，环境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国内来讲科技创新带来了很多新的内容，IT行业给经济研究和数据的应用等等方面都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经济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讲，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我个人认为这些都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有很多新的机会，必须有创新精神，有面对挑战，有深刻的和明确的愿望，愿意和各个学科特别是信息科技等等一些学科，更好的结合和相互借鉴、学习，把经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所以我相信经济研究高层论坛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定能够取得大家都受益的结果。

我在此预祝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